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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纪录片 帝国的兴衰 解说词

帝国的兴衰(第一、二、三集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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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制作的5集纪录片《帝国的兴衰》第一次从经济视角解读秦汉帝国的兴衰历史(但令人遗憾的是因某种原因只播出了前3集)。
“以军功授名爵”的国家授田制度,使秦军犹如虎狼之师一统天下;汉帝国将土地按“名爵”大小赠与个人,国力渐至巅峰。但带来强盛的制度为何却不能挽救帝国的灭亡?
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战国末年,远离中原文明的西部边陲之国秦国,建立了一种“以军功授名爵”的国家授田制度。因为财富与名望必须在军功中得到实现,至使秦军犹如虎狼之师,最终扫六合而一统天下。这是制度的力量。秦统一中国的十三年后,在同样的制度下,大秦帝国灰飞烟灭。汉高祖刘邦与皇后吕雉出身草莽,再次建立统一的帝国。吕后二年,政府将全国土地以“名爵”的大小赠与个人,这是中国历史上土地私有的重要标志之一。随后百年,汉帝国国力经“文景之治”至武帝朝达到巅峰。这仍然是制度的力量。但是一百年后,曾经恢宏伟大的西汉帝国同样陷于毁灭。是什么原因令同样的制度造就了不同的结局?大型历史类纪录片《帝国的兴衰》将利用最新的经济学理论以及近百年来考古学发现成果,为您解读两千年前的历史风云岁月。关注和解读历史,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审视,让今人具有把握现在,看清未来的能力。只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明天的中国才能书写更加璀璨的历史。
《帝国的兴衰》制作周期长达六年,是中国纪录片史上第一部全景式展示秦汉帝国历史的大型纪录片。该片动用了数百名演员参与拍摄,真实细腻的再现了创造历史的英雄人物。该片大量使用真人拍摄与三维动画合成的制作方法,气势如虹的展现了秦汉帝国的壮观与伟大。无论从思辨内容、拍摄难度以及制作精度来看,该片都是国内不可多得的纪录片精品。
《帝国的兴衰》 第壹集

公元前202年2月,在长安城的未央宫中,新帝刘邦正在大宴群臣,正在宴会渐入佳境的时候,皇帝的老部下们开始大呼小叫,放迹形骇,更有甚者,拔剑击柱,在酒精和美食中宣泄着自己激动的情绪。
刀头舔血的暴徒,当然毫无教养可言,但是此时,刘邦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也还没有确立相应的制度和威严。
出身布衣的皇帝猛然醒悟到,自己距离至尊无上的统治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仅仅在十九年前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历史进入到帝国的时代。在一个广袤的国土范围上成立统一的国家,皇帝是全国唯一的首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帝国废除了分封制度,改为郡县,这在诸侯割据的时代是从未有过的。

【采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陈苏镇
西周一般说是分封制,也叫封建制,秦以后那种大一统的国家,是一种中央集权制,也有人把前面这种叫做王国,把后面这种叫做帝国。

【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 王子今
在秦以后,我们通称为郡县制,他对地方的管理,由皇帝垂直、直接管理地方。帝制,它是皇帝制度的形成有直接的关系,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由中央直接控制地方的这样一个制度。

可惜的是,秦帝国是一个非常短命的帝国,它只存在了15年的时间。公元前206年秦灭亡后,两个主要的灭秦势力开始了争霸天下的新战争,这场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称为“楚汉之争”。在这场战争的开始,实力的对比,有利于西楚项羽,这使刘邦的汉军外在以小博大的哀兵状态。
三年后,还在为争夺天下苦战的刘邦,接见了手下大将韩信的使者。在韩信的信中,这位统兵大将很不识时务的希望刘邦分封他为代理齐王。在此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这一要求,很有点趁火打劫、以功相挟的味道,这使刘邦非常地恼怒。

【情景再现】
——我困在此地,朝夕希望韩信能来救我,但是,他却来信要求我封他为代理齐王。(原文: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

刘邦的谋士张良、陈平却另有看法。

【情景再现】
——形势对汉不利,我们也很难禁止韩信称王,不如假戏真做,就立他为代理齐王,使他守住领地,不这样,形势的变化对我们更为不利。(原文: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

刘邦立刻领悟,拍案而起。

【情景再现】
——大丈夫受封为诸侯,当就当真的王,何必去当代理齐王呢?(原文: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

他随即拜韩信为齐国国王。

【采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陈苏镇
汉初的异姓王,像韩信、彭越,他们当年在楚汉战争期间都是刘邦手下的重要将领,手握强兵,在项羽和刘邦相争的最关键的时候,这些人举足轻重,他们如果倒向项羽,项羽会胜,倒向刘邦,刘邦会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求做诸侯王,刘邦不能不答应,最典型的是韩信。

【采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华祝
刘邦,他的分封应该说是迫于当时的一种形势,形势所迫,并不是一种倒退,他不那么搞,他就不能够消灭自己政治上、军事上的对手项羽。

韩信要求的分封,是在秦汉之前留下的古老习俗。在秦以前,建立于三千一百年前,延续了八百年的周王朝,似乎也拥有广袤的国土,但偌大的国家,实际上是由无数小国组成的。在3000年前有180多个,通过一千年的互相吞并,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还剩有七个。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废除分封的皇帝,他将天下分为36郡,各郡长官有一定的任期期限,直接听命中央政府。然而这种被称为郡县制度的政治变革,并不为当时的全体臣民所理解。
公元前214年,秦建立帝国后的第七年,一位叫淳于越的大臣向秦始皇提出了一项敏感的政治主张,他请求皇帝重新恢复分封制。

【情景再现】
——臣听说殷周两朝能够建国千年,是因为实行了分封制度,孙子做为封国的王可以辅佐朝庭。而今陛下统一天下,但是子孙都没有封国,一旦有变,谁能拯救朝廷呢?不去效仿古代而能长久的国家,从来没有听说过。(原文:臣闻之,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一,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久者,非所闻也。)

秦始皇令众大臣对他的看法进行公议,丞相李斯首先反对。

【情景再现】
——周文王与武王封了许多兄弟子侄为王一,但是几代过后,亲情逐渐淡漠,为了利益相互战争,异姓的诸侯更是互想争伐,周天子也不能禁止。今天全国因为陛下的英明终于统一,天下都划分为郡县,皇子以及功臣不必分封,而是享用国家的俸禄,他们因为没有权力而无法反叛,这才是安邦定国的好制度。(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则安宁之术也。)

秦始皇认同了李斯的观点,分封制显然违背了中央集权的目的。在秦始皇成为中国的无上权威后,何必再次分封,掣肘皇权呢?
史书上说,秦末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被秦所灭的六国豪杰之所以一呼百应,都是为了恢复各自的国家,做着分封的迷梦。为了取得天下豪杰的支持,楚王项羽不得不恢复封建,他不但重新分封了被秦所灭的六国,而且还建立了很多新的国家,刘邦的汉国就是其中之一。
楚汉争霸的战争打响后,在双方的阵营中分别都有项羽分封的诸侯。刘邦这边,总共有八位诸侯王。公元前202年,刘邦召集韩信等八位诸侯王,以十面埋伏之计将项羽团团包围在垓下。谋士张良令军中彻夜吹奏楚曲,此举断然击溃了楚军的士气,这一战后,项羽自刎乌江,天下终归于汉。
大汉的天下,是刘邦与八位诸侯联合灭楚的结果,所以在汉刚刚建国的时候,这八位诸侯都拥有相当多的封地。
打开汉初的版图,大汉江山一共设立了五十几个郡,50郡中有30多个郡封给了追随刘邦与项羽争战的八位诸侯王,属于中央政府直辖的只有15个。诸侯王为了自身的利益,无不拥兵自重,其实就是汉王朝的国中之国。

【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黄朴民
春秋战国的时候,虽然是诸侯分封,但是它这个分封的最早的依据是从西周来的,秦始皇改变了这种现实,完全由郡县制来替代分封制,这当然是一种政治制度建设上的一种革命性的举措,但是秦朝很快的就土崩瓦解了,也就是说它的暴政或者其他种种原因,导致了它很快失败了。人们就想,这个变革是不是太大了,革命的力度太大了,所以他们想,还是有一个平稳的过渡,还是应该采取分封这种形式。

群雄逐鹿,江山谁属?自然是英雄人物最为关心的话题,一位叫做蒯通的谋士,在楚汉争战时,曾为齐王韩信谋划过争夺天下的方略。

【情景再现】
——以齐王您的智慧与才干,又拥有精锐的雄兵,以及齐、燕、赵国的地盘,趁此两雄相争之机占据北方,谁能阻挡您的发展呢?我听说,放弃上天给予的机遇,会受到老天的惩罚,时机到了,没有把握住,会因为优柔寡断而遭殃。愿您能仔细思考我的建议。(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彊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熟虑之。)

秦未汉初的诸侯王拥有自己的封国以及军队,诸侯王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如果有诸王的存在,汉帝国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统一。
经历春秋战国四百余年的乱世,形成统一的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秦皇汉祖这些英雄人物的顺时而动,当然是国家统一的重要原因,然而,王侯将相也产非是创造历史的全部动力。
有幸的是,二千年后的历史学家,却能以上下几千年的科学眼光,赋予一种新的时代视点。抛开英雄人物,令我们了解到形成统一的其他原因。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的统一,有其自然地理的原因。这条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大河给统一注入了积极的因素。
在秦统一中国的四百三十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存在着一百多个国家,由于没有统一的治河手段,致使黄河沿岸的国家饱受河水泛滥的摧残。一条夹带5%泥沙的河流已属少见,而黄河的带沙量竟然达到过46%,于是黄河经常淤塞河床,引起溃决泛滥。史书上记载,齐国的国王曾经召集诸侯们盟誓,誓言中有这样的约定——黄河沿岸的各诸侯国,应当放弃国界的概念,共同治理黄河中。
这次诸侯大会被称为“葵丘之盟”,“葵丘之盟”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就难以动员一切资源,集合全国的人力对黄河进行治理。于是,在上千年的时间里,统一中国的观点在与黄河的不断斗争中逐渐酝酿起来。
当然,经过春秋战国四百年的乱世,人民普遍欢迎平稳安定的生活。第一个提出中国大一统观点的是儒学亚圣孟子,他提出天下必须定于一,他认为当天下只有一个国家的时候,就能摆脱战争迎来和平。这是中国史籍上第一次出现“大一统”的字样。
取代了秦建立汉帝国的刘邦,不见得能够体会统一的大势所趋,但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皇权,消灭割据力量,这位平民出身的皇帝准备向诸侯发动攻击。
不仅是刘邦,他的皇后吕雉与丞相萧何同样认识到诸侯王对中央政府的潜在威胁。
消灭诸侯王的行动与建立国家几乎是同时展开的。在八位诸侯王中,他们最担心的是天下第一名将韩信,废除韩信的秘谋迅速在三人中取得共识。
汉高祖六年,有人上书,说改封为楚王的韩信将要造反,这为皇帝酝酿以久的削藩行动提供了依据。于是刘邦召开军事会议,诸将纷纷要求出兵,唯有谋士陈平不同意。

【情景再现】
——陛下的士兵比楚王韩信的士兵如何?(原文:陛下精兵孰与楚?)
——比不上。(原文:不能过。)
——陛下手下的大将有没有人比韩信更有军事头脑?(原文: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
——差得太远。(原文:莫及也)
——如今兵不如楚军,而将又比不上韩信,我们发兵去攻打他们,是把战争当儿戏啊!我认为陛下的处境很危险。(原文: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
——你有什么好办法呢?(原文:为之奈何?)
——韩信听说陛下喜好游玩,他一定会推掉事务到郊外去迎接您,拜见的时候,陛下擒住他,只需要一个大力士就把事情完成了。(原文: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共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

就这样,刘邦传檄诸侯,说天子将巡狩,请大家在陈州相聚。韩信也赶到陈州,恭恭敬敬的在路边等候。刘邦在车里看到韩信,于是暗示武士,武士三下五除二,将韩信捆了起来,韩信顿时明白了自己的命运。

【情景再现】
——不需要打鸟的时候,就把好弓收藏起来;兔子死光了,就把猎狗煮了吃掉。如今国家统一,我当然该被煮掉吃了。(原文: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在《史记》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字样:国除为郡——当一个王国被中央政府削去后,原王国的国土就被设为郡,由皇帝直接任命政府官员管理。
灭除分封,设立郡县,并不是秦始皇最先发明的,最早的县与郡就产生于战国时期的晋、楚两国。在战国纷争的局势中,有远见的国君开始尝试分封之外的治国办法。

【采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陈苏镇
这个郡县制的出现是在春秋时代,其中县更早一些,郡出现略晚一些。那么郡县形成制度设立,主要是在兼并战争中出现的,比如楚国和秦国都是这样,他们兼并四周的小国,每灭掉一个小国,就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县,然后由国君派出官吏去进行管理,原来的小国就消失了。

郡县制是一种新型的国家管理模式,通过帝国的官制改革,逐渐形成了三公九卿的官僚制度。丞相为百官之首,负责政府的全部工作;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负责帝国的军事;御史大夫是副丞相,负责监察百官,包括丞相在内。在三公之下设立九卿,分管帝国的各种事务。
汉帝国的第一任丞相,是刘邦在沛县的老乡,也是他最信任的大臣——萧何。这位汉初著名的丞相,特别擅长组织与管理的工作,对待这位能臣,刘邦的态度很有些高深莫测。
公元前203年,刘邦与项羽还在进行着争霸战争,萧何坐镇关中,为前线筹划士兵与粮晌,刘邦曾数次派遣使者慰问丞相。承蒙主上如此看重,萧何不由有些得意起来,但是一位叫做鲍生的谋士,却认为危险即将面临。

【情景再现】
——汉王刘邦正在争战,吃不好睡不暖,但是数次派使者来慰问您,这是怀疑您啊,我为您设想了一个办法,不如将您的兄弟子侄都送到汉王的军营里,汉王一定更加信任您(原文: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

萧何如梦方醒,他立刻将家中能从军的男丁,几十人悉数送上前线,追随刘邦的身边。表面从军,实际成为放在刘邦身旁的人质。丞相如此忠心,自然搏得了刘邦的宠爱。
即使是最信任的大臣,做为主上都猜忌如此,不难看出这位布衣皇帝构建帝国的基本思想——对外废除分封,对内实行适合帝国管理的官僚制度,皇帝便能君临天下,集天下大权于一身。
公元前196年,汉帝国十年,被夺去王位的韩信依然无法安危的度过余生。这一年,刘邦在外争战,为了防止韩信的叛乱,刘邦的妻子吕后与萧何定下计谋,秘密将韩信诱入长乐宫中杀死。
在韩信死后,刘邦捉捕了韩信的谋士蒯通,方才知道十年之前,手握重兵的韩信曾这样回绝了蒯通的建议。

【情景再现】
——汉王对我情深义重,把他的乘车送给我,把他的衣服送给我,把他的食物送给我。我听说接收马车及衣物的人要帮人排忧解难,接收食物馈赠的人要为人去死,我怎么能因为向往利益而放弃信义呢?(原文: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及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我岂可以乡利倍义乎?)

可见,在刘邦最困难的时期,这位汉初第一名将,并没有背叛主上刘邦。
公元前200年前后,西汉帝国的历史刚刚得以展开,如何废立分封,代之以一个政府的模式,有效的替皇帝管理帝国,这个贯穿了整个帝制时代的古老命题也才刚刚开始。在二千多年前那个历史大变迁的时代中,即便英雄如秦皇汉祖,也不得不以求知的态度,在实践中摸索出治国的道路来。
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十一年,汉使飞抵淮南国都城寿春,向淮南王英布宣告了淮阴侯韩信及梁王彭越被杀的消息,这使英布大为震惊,天下已定便要功臣的性命,的确应了韩信谋士蒯通的话,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看来刘邦根本就不允许天下有非刘姓的诸侯王存在。素来行事果断的英布决定抢先起兵,一战击败汉军于富陵,接着渡过淮河,大军向楚地进发。
在天下诸王当中,刘邦最为忌惮的是汉朝第一名韩信,其次就是这位骁勇善战的淮南王,这使病中的刘邦不得不亲赴前线督战。皇帝御驾亲征,改变了战争的局面,兵败的英布率军南下,从行踪上判定,也许会去帝国最后一个异姓王、长沙王吴臣的境内,如果两王联合反叛,刚刚成立不久的汉帝国又将陷入连绵的战争之中。
公元前196年,西汉王朝的统治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而解决此次危机的历史内幕,却没有被史书记载,直到二千年后一次偶然的考古发现,真相才逐渐显露于世间。
(湖南省长沙市 马王堆)
1971年秋在长沙市马王堆发掘了三座西汉古墓,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皆因为一号古墓中出土了一具两千年前的女尸,这女尸不但历经千年没有腐化,而且肌肉仍然保持弹性。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考古学家们确认了这位两千一百多岁的贵妇,是长沙国丞相利仓的夫人,这位利仓在淮南王英布反叛之后被中央政府封为轪侯,恰恰说明在英布反叛的过程中,利仓一定存在着一段不平常的往事。
史书记载,公元前195年10月,长沙王吴臣派出使者悄悄拜见了战败的英布,使者转达了主上的意见,希望淮南王引军进入长沙国境内,整军再战。对于使者的提议,英布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吴臣的姐姐是英布的妻子,在姻亲的联系下,自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令英布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场战争中,吴臣却站在了中央政府的一边,他秘密在半路设下伏兵,一举猎杀了英布。
通过马王堆汉墓的众多陪葬品,许多历史学家推测,长沙王丞相利仓在击杀英布事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果断说服长沙王大义灭亲,在关键时候挽救了立足未稳的帝国,而在此后不久,利仓即被封为轪侯,得到了帝国最高的奖赏,两千年前卓越的防腐技术,使我们得以亲眼一睹利仓夫人的面容,她就是那次事件的见证人,或许她还记得,当年自己和丈夫怎样度过那些令人不安的日日夜夜。
汉帝国的第十一个年头,在恐惧不安中过去了,这一年,除了杀死英布的长沙国王吴臣之外,帝国的异姓王被全部消灭。刘邦,这个出身布衣手段灵活,甚至有些流氓气的皇帝,在十一年的血腥争伐之后,终于完成了中央集权的梦想。
这样看来,刘邦似乎更应该效仿秦始皇,去除分封设立郡县,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平民皇帝却选择了一条不同于秦始皇的道路,他将分封与郡县并置,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王,这些人在汉代的历史中被称为同姓王。
其实,刘邦的复古分封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刘邦亲眼看到统一了六国的秦帝国的灭亡,他无时无刻不在反思秦亡的教训。就在十几年前,还在天下群雄反秦的时代,在今天广东广西一带有秦帝国的三个郡,南海、桂林和象郡,由于地处偏远,隔着连绵的五岭,却是一派平和景象。在今广州所属的番禺,一个绝密的会议正在进行。病重将死的南海郡尉任嚣把自己的心腹,县令赵佗叫到身边。

【情景再现】
——秦国不施仁政,天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项羽与刘邦聚众起兵,争夺天下,番禺有五岭做为天险,南至大海,有数千里的土地,这个地方便于割据偏安,可以建立一个国家。(原文: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邦等兴军聚众,虎争天下,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
——我一定遵从您的命令。(原文:谨尊公命。)

于是,赵佗断绝五岭关道,兴兵自守,自立为南越国王。
秦帝国的失败,似乎给西汉王朝这样一个教训,如果没有流着皇室血脉的同姓王,在皇室遭遇危难时,那些位高权重的地方官就有可能像任嚣和赵佗一样见死不救。
南越拥兵几十万,是秦帝国最大的武装力量之一,在国家灭亡之际却按兵不动,实行割据。这个教训对于新统治者来说,太过深刻。

【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黄朴民
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就不愿意重蹈覆辙,重新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一个人一生当中不能两次踏到同一条河流,所以他想来想去,还是自己的人最可靠,同姓,刘姓,因为有血缘关系,亲不亲,身上都流淌着刘氏的的鲜血,血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异姓王是不能再分封了。已经分封的都千方百计取缔了,为什么还要重新再去走回头路呢?

在剪灭英布的战争中,一个叫做刘濞的青年将军,因为作战勇敢引起了刘邦的注意。他是刘邦的亲侄子,在刘氏家族成员中能力出众。为了加强帝国的统治,刘邦决定,任命这位勇武的侄子为吴王,管理民风彪悍的会稽地区。
在刘濞接受封印的时候,刘邦仔细观察这位桀骜不驯的侄子,突然见感到有些后悔,只是皇命以下,不好收回,于是皇帝抚着他的背试探他。

【情景再现】
——有预言说五十年后,汉的东南会有叛乱,难道会是你吗?请你信守天下同姓为一家的誓言,小心不要造反,(原文: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
——我绝不敢。(原文:臣不敢。)

到了此时,这位深谙人性的草莽皇帝似乎突然意识到,同姓王,也许并不是帝国长治久安的解决之道。
(河北省 满城县)
公元1968年,因为一次国国防工程施工,一座巨大的汉代古墓重现世间,墓主人中山靖王刘胜,是刘邦的四世孙,他是西汉帝国初期的诸侯王之一。满城汉墓是目前中国出土最大的崖墓,墓穴因为凿空山内的岩石而成形,以2000年前原始的建筑工艺,手工修筑这座容积达到5700立方米的巨大石墓,至少需要上万名工人修筑十年的时间,方可完工。汉初的中山国地处偏远,却能完成这样巨大的工程,可见,诸侯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同姓王的势力越来越大,正是汉高祖刘邦生前担心的问题。

【情景再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黄朴民
我们讲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利益的分配问题,权力的追逐问题,利益面前,哪怕是兄弟,哪怕是叔伯子侄,最后核心就是对利益的追逐。他的同姓王、诸侯,他是不愿意把自己原来拥有的权力轻易地交出去,不但不想交出去,甚至还想强化他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和割据性,这个和中央政府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公元前177年,汉文帝三年,首都长安发生了一件耸人听闻的犯罪事件,事件围绕在汉文帝的亲弟弟淮南王刘长的身上。淮南王拜会辟阳侯审食其,当辟阳侯出来迎接的时候,淮南王用藏于袖中的大铁锤槌伤了辟阳侯,并下令武士刺穿辟阳侯的咽喉。随后,淮南王进入宫中,肉袒着上身,拜倒在阙下,请文帝为自己的杀人事件治罪。

【情景再现】
——我为了天下百姓杀死了罪臣辟阳侯,也为我母亲报了仇,我伏倒在阙下,请陛下给我治罪。(原文:臣谨为天下诛贼臣辟阳侯,报母之仇,谨伏阙下请罪。)

淮南王国为私仇,不经朝廷审查,公然杀害大臣,这在汉代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大臣袁盎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建议。

【情景再现】
——诸侯王如果过于骄纵,必然会生祸患,可以因为这个件事适当的削去他的封地。(原文: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适削地。)

对于这个事件,袁盎没有从法律层面上寻求解决,但是他第一个提出了诸侯王实力过大的问题,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削减淮南王的封地。
随后,文帝采用了大臣贾谊“众建诸侯少其力”的办法,在诸侯王死后,将他的封地一均分给他所有的儿子,这样,就可以把那些强大的诸侯国越分越小。文帝的做法已经隐含了中央期待削藩的意图,这难免使诸王们有所警惕。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前元三年,在长安的未央宫中,一场绝密的会议正在召开,皇帝的亲信大臣,以御史大夫晁错为首,陈述削藩的利弊得失。

【情景再现】
——如今,削藩也会反,不削藩也会反,迅速削藩,使诸王措手不及,还是小祸,如果不削藩,给他们时间准备,就是心腹大患了。(原文: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皇帝最终同意了晁错的意见。
朝廷的心腹之患,是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吴王刘濞是诸侯王中实力最强的一个,他拥有三郡五十三城,吴国境内,有着丰富的铜资源,吴王亲自指挥矿产开发,在国内发行铜币,这使得吴国很快成为天下实力最强的王国。
楚国,也是最大的诸侯国之一,楚王刘戊一贯跋扈,不服从中央命令,早就成为朝廷头痛的问题。
于是,中央决定,先削去楚国东海郡,接下来削去吴国会稽、豫章二郡,天下形势顿时应中央的削藩行动而紧张起来。
削藩命令下达后不久,御史大夫晁错的父亲从老家赶到长安,他仕途光明的儿子并没有察觉老父悲哀的情绪。

【情景再现】
——皇帝刚刚即位,你做为朝廷重要的执政官员,提出削减诸侯的土地,挑拨攻击刘氏诸王,大家纷纷议论,多数人都对你抱有怨恨,你为什么这么做呢?(原文: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讙议,多怨公者,何也?)
——政局原本就是这样,我不这么做,天子不被诸侯尊崇,国家社稷都会不安。(原文:因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刘氏的天下安定了,而我们晁氏一族危险了。我死后,你也难自保啊!(原文: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

晁错的父亲因此喝下毒药而自杀。
就在晁错的父亲自杀的十几日后,吴楚七国之乱暴发了。吴王刘濞不愿接受割地的命运,于是,他杀掉汉使,与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联合发兵,征发国内14岁以上的男子二十万人,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渡过淮河,向梁国杀来。

(字幕:本节目所有人物对话,均来自《史记》、《汉书》两部著作)

(第壹集完)
《帝国的兴衰》 第贰集

公元前154年正月,吴楚七国之乱爆发了,吴王刘濞不愿接受割地的命运,于是他杀掉汉使,与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联合发兵,征发国内14岁以上的男子二十万人,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渡过淮河,向梁国杀来。
不知是命运的巧合还是汉高祖刘邦确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四十二年前,刘邦将吴国分封给侄子刘濞的时候,的确曾为自己的决定深感后悔。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朝野震惊,晁错却认为这形成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他拜访丞史,希望除去与他一贯有仇的大臣袁盎。

【情景再现】
——这个袁盎收受了吴王很多金钱,专为吴王隐瞒欺骗,总是宣称吴王不会造反,而今吴王却真的反了,请治袁盎通敌之罪。(原著: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

丞史因为没有实际证据而回绝了晁错的提议,这件事却传到了袁盎的耳中。
公元前154年正月,吴楚军大破支持中央的梁军于河南永城,进一步进抵商丘,整个关东地区即将不保。因为袁盎曾做过吴国的丞相,景帝便将袁盎叫来向他咨询意见,袁盎表示自己的确有一个办法。

【情景再现】
——有什么计策?(原著:计安出?)
——请您将左右退下。(原著:愿屏左右。)

众臣都退了出去,唯有晁错在场。

【情景再现】
——我所说的话,除了天子,别人都不能听。(原著: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

于是皇帝命令晁错出去。

【情景再现】
——吴楚两王的造反口号是诛杀小人晁错,他们只想得到原有的封地,如今只有杀掉晁错,派使臣赦免吴楚七王的罪行,恢复中央削去的封地,这样可以兵不血刃地退兵。(原著:吴楚以反为名,西共诛晁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帮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

皇帝默然良久。

【情景再现】
——如果的确如你所说,我不能因为一个人而祸及天下。(原著:顾诚何如,事不爱一人以谢天下。)
——我也没有什么良策,请陛下再仔细斟酌。(原著:臣愚计无出此,愿上孰计之。)

不久之后,在晁错上朝时,皇帝命令中尉将晁错杀死于东市的街道之上,死时身上还穿着上朝的礼服。
汉朝廷派出大将周亚夫与吴楚军主力决战,周亚夫引兵至山东的巨野县南,他筑起城墙,坚守不战。在长期的攻坚战之下,吴军士气开始低落,周亚夫看准战机,派出一支奇兵,秘密出淮泗口,截断了吴军的粮道,这样一来,吴军进退失据,不战而溃。吴王刘濞死于乱军之中,楚王刘戊自杀身亡。
(江苏省徐州市 狮子山)
今天,在江苏省徐州市的狮子山出土并修复了楚王刘戊的坟墓,使今人得以一窥两千年前那场惨烈的权力之争。
墓中出土的兵马俑摆放凌乱,这组士兵朝向奇特,似乎正在聊天,而这组士兵弓箭手与步兵混排,完全不是战争队列。通过专家的研究,兵马俑摆放不合礼制的真像才逐渐清晰起来。
原来两千年前,刘戊兵败自杀之后,忠心的下属唯有赶在中央削王的命令传来之前将其匆匆下葬,以王葬之礼完成刘戊最后的心愿。
汉景帝中元五年,凭借战争胜利的威望,皇帝下诏,收回了各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使各诸侯王只能食用王国的俸禄,不能过问行政,从此成为有爵位而无实权的贵族。
汉帝国的中央集权之路经过五十年的时间,以中央军的艰苦胜利终告结束。
在秦与西汉初期短短几十年的历史中,皇权的统一,一波三折,但是人民对一个政府、一种声音统治华夏大地的愿望却与日俱增。帝国的兴盛当然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然而先安定后发展,却是亘古不变的治国命题。
西汉政府中央集权的最终确立,为帝国经济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帝国的兴盛也将由此展开。
公元前194年,汉惠帝元年,皇太后吕雉在未央宫中召开紧急会议。使者手捧着匈奴单于冒顿写给吕后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听说大汉皇帝刘邦刚刚去世,你一个人守寡独居,想来不太快乐,恰好我也是独身一人,不如你就嫁给我吧。
这封轻佻的国书令满朝文武悚然动容,吕后询问群臣应该怎么办,大将樊哙首先表态。

【情景再现】
——我愿意带着十万精兵,横扫匈奴的国境。(原著: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
——樊哙这个人应该杀掉。(原著:樊哙可斩也。)

中郎将季布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情景再现】
——当年高帝刘邦,率领四十万大军出击匈奴,反而被匈奴兵围困于平城,今天樊哙怎么可能以十万人马横扫匈奴呢?这是当面说大话!(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

做为汉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吕后表现出高超的外交技巧,她在给冒顿单于的回信中写道:我现在容颜老去,头发与牙齿都掉落了,所以我挑选了年轻貌美的姑娘送给你,就让她们代替我侍奉你吧。
这一幕发生于公元前194年,此时距离汉帝国的建立仅仅只有八个年头。匈奴的国书充满了挑衅的味道,而汉帝国忍气吞声,委屈求和,实在也有说不完的苦衷。
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认为,经过秦未及楚汉战争,汉初人口只剩下战国末期的十之二三,只有大约一千五百万人经过乱世生存了下来,在帝国广大的疆域内,出现了许多没有人烟的真空地带。

【采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华祝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刘邦到曲沃去,曲沃这儿的人口不剩三分之一,大部分人都死了。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差不多,经济凋敝到什么程度呢?说皇帝找不着四匹一个颜色的马来驾车,将军还有相,有的只能坐牛车,可见经济凋敝很厉害,所以说“人相食”,就是人吃人。

战争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战双方的经济实力。从吕后与大臣们的对话中看,汉政府并非不想战胜匈奴。但是,一穷二白的社会现状却又无法保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在吕后回书匈奴的七十五年之后,汉武帝刘彻命骠骑将军霍去病,出代郡两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军决战。这一战,汉军击杀匈奴七万四百四十三人,大获全胜。于是,霍去病在狼居中胥山积土为坛,举行了封礼,登高山祭拜了贝加尔湖,引军而还。
此时,汉军从匈奴境内夺取了河套地区,并控制了广大漠南地域,开始由弱势转化为强势。在帝国的东部和南部,汉军设立四郡,又出兵平定了两越、西南夷,尽收版图之中,至此,汉帝国领土范围之广、国力之盛,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经过四分之三个世纪,汉帝国由一个满目疮痍的贫穷国家,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超级强国这种变化。令历史学家分外着迷,它的转变机制是如何产生的?转变的动力又来源于哪里呢?
(湖北省 荆州市)
1983年12月,湖北省江陵砖瓦厂在距荆州东南1.5公里处的土山上取土,很意外的,工人们发现了几座沉眠于地下的古墓,就在这片水塘之下,汉初最重要的考古文献之一《二年律令》出土了。这些竹简,跨越了两千年的时空,向我们展示了史书中从未记录的另一面。
在《二年律令·户律》中,吕后执政下的西汉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授与了帝国的全体臣民。

【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室主任 杨振红
《二年律令·户律》的规定,主要是根据等爵的不同,可以占有不同数量的田宅,它规定公卒、士伍、庶人这样一个群体可以占有一顷田、一宅,所谓的一宅应该就是九小亩,一顷田是一百亩,然后根据你的爵位,逐级地增加。

【采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陈苏镇
农民从国家那得到了土地,他要尽相应的义务,比如要交纳田租,要服徭役,要服兵役,这都是和土地相关的。

史书上对吕后这个人的描述意味深长,这个女强人心思缜密,行事果敢,甚至有些心黑手辣。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出征在外,为了防止淮阴侯韩信的叛乱,吕后与丞相萧何定下计谋,秘密将韩信诱入长乐宫杀死。
吕后在刘邦死后成为国家绝对的权威,她说出来的话如同皇帝一样,被臣下们称为“制”,然而,汉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吕后对匈奴无礼的挑衅一再忍让,可见,在西汉帝国初期,国力还不足以应对汉匈之间的战争。
但是,《二年律令》却成为历史发展的契机,其中的《户律》正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逐渐开始实行的国家授田制度的延续。
战国时期,诸侯王实际上就是各自国家的主人,各国的土地在名义上都属于本国的君主。今天,大量的出土文献表明,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之间开始普遍实行以土地国有为基础的“国家授田制度”。

【情景再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陈苏镇
授田制是战国时期形成的,并且被普遍地实行,其中关东国家,特别是中原地区的这些国家实行的更早一些,秦国稍微晚一些。关东国家实行授田制有一个过程,主要是各国纷纷废除井田制以后,开始实行授田制,有人主张这是土地国有制,既然是由国家授田,土地应该是由国家控制的,中国古人没有后代的这种所有权的概念,如果我们用这个概念来套古代的话,授田制可能更接近于土地国有制。但是土地一旦授给了农民,往往不再收回,所以久而久之,事实上会发展成出现土地私有化。

《二年律令·户律》是战国国家授田制度的延续,凭借一个统一的政府,在全帝国范围内,将土地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方式,已经隐隐包含了“耕者有其田”的政治理念。与秦帝国的短暂成为对比的是,西汉帝国的政权相对长寿并且稳定,是以在西汉初期,国家授田制度能够相对平稳的推行到百姓大众的身上。
吕后死后,继位者汉文帝与汉景帝都曾把田税降低为三十税一,除此以外,算赋——也就是人头税,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为40钱,虽然对农民的剥削仍然严重,但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低税收政策。
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拥有了土地与低税收政策的刺激下,帝国的财富成倍积累。到了几十年后的汉武帝时代,社会的财富已经足够支付汉帝国与匈奴的战争。
这样的解释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随着近年来考古研究的不断进展,一些非常有趣的新观点补充了人们对遥远古代的认识。
(湖南省 里耶县)
2002年4月,在湖南省湘西的酉水河边,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小城里耶展开正式挖掘,两个月后,在一座二千年前的古井内,震惊考古界的里耶秦简出土了。里耶秦简共3万6千余枚,记载汉字30余万个,诸多专家认为,里耶秦简对秦代研究意义重大,仅次于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
通过对里耶秦简的研究,专家们印证并发展了过去对秦国的认识。

【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室主任 杨振红
秦商鞅变法的时候,它对土地制度确实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它的改革一方面把爵位和土地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以爵位名田宅的制度,就是说你爵位越高,你可占有的、或者说国家授给你的土地和房屋越多。这是秦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严厉地推行了一种称为二十等爵军功制的国家制度,将土地的授与战场上的军功结合起来。

【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黄朴民
所以秦国的军功爵制,它的核心就是鼓励这些战士,战士当然能为老百姓去战场上杀敌,你杀敌越多,功劳越大,你得到的待遇也多,所以它是配套的,你住一百平米,还是住两百平米,还是住别墅,这根据你的功劳。

秦国实行着近乎严苛的耕战国策,全体臣民既是农民又是战士,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需要在战功上得到实现。虽然没有明确的相关法令规定土地的私有,但是,在国家授田之后,土地的私有买卖,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发展起来。所以,当秦军与六国军队相遇,总是以狼虎之势冲入敌阵,将敌兵的首级挂在腰间,杀敌立功,升级爵位,获得更高的政府津贴,是秦人改变自己生活水平的最重要的方式。史书上记载,为了一个敌军人头的所有权,秦军战士会大打出手,甚至刀兵相见。
六国也存在着奖励战功的类似政策,但是,没有史籍材料明确表明六国间推行了军事与农耕相结合的耕战国策,我们也能看到,史料中记载了六国土地买卖的记录,可惜这方面的文字非常少见。
《史记》记载:赵国的大将军赵括经常巡视自家的田宅与土地。而在《韩非子》一书中也有土地私有的记载,在韩国叫做中牟的地方,买卖位宅和自家菜园的事情已经非常普遍了。战国时期,诸国都在努力的适应土地私有化的潮流,民从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可以通过劳动与经营所得。而秦国,将土地与军功结合在一起,秦人唯有依靠军功改变自己的生活,这种制度,决定了秦国的战斗力远远高于六国,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秦统一了六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开创了一个帝制的朝代,雄才伟略的秦始皇认为,这个绝无仅有的伟大帝国一定会传至万世,足以不朽。秦始皇北筑长城,南修灵渠,建造秦直道,自以为能将帝国传至万世,同时,也把秦国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强加给六国,这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皇帝,凭借武力,将个人意志强行附加于当时所见的世界当中。
秦始皇生前一定没有想到,仅仅在他死后的第三年,刘邦就带领着他的农民军弟兄进入了咸阳。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曾经无法战胜的秦军一败涂地呢?

【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 王子今
秦灭亡的原因,很多学者都共同认为,它有一个繁刑重敛这样的一个行政表现,刑法非常严酷,向民从征收的物资数量非常惊人,特别是摇役的负担,使得这些农民们离开了他的土地,整个社会的生产秩序被打乱了。农耕我们知道,农忙的时候劳动力离开田地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秦征用劳力的数量可以说是数以百万计的。

公元前125年,距离刘邦首次进入咸阳城80年后,年青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正在进行他的史学漫游之旅,他从首都长安出发,足迹遍及中原地区和江淮流域。司马迁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像蚂蚁一样的芸芸众生,熙熙攘攘,躁动不安。作为历史学家,他第一个总结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写道:求利致富是人的一种本能,与生俱有,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人类可以牺牲一切,甚至拿生命做为赌注。但是秦国在统一中国之后,并没有积极致力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所推行的暴政一再违背了人类求利致富的本能,帝国统治的基础崩溃了。 秦的灭亡,一定给汉的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公元前186年,汉帝国吕后二年,政府推行了彻底的经济改革,将土地分给了个人,因为没有禁止土地买卖的条例,相当于政府在形式上承认了土地的私有。《二年律令》延续了战国时期土地制度的改革,彻底改改革了西周实行的井田制度,土地私有制度蓬勃发展起来。对于中国的万千小农来说,得到土地和轻徭薄赋的确是天底下最激动人心的政策。
西汉帝国的经验表明,这个崇尚勤劳与节俭的民族,创造财富的能量惊人。
分地政策推行了四十年后,王朝的人口较国初增长了一倍,社会财富也日渐积累起来,国家粮仓的存粮年年堆积,只能存放在露天之中。民间风行养马,在无人之地驰游成群,人们争相逞示财富,以至于骑乘母马的人都不好意思参与乡间的聚会。
历史学家们将文景之治视为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之一,可惜的是,对盛世浪漫的描述只存在于历史书上,它的恢宏与伟大似乎只在想像当中。直到1971年,因为一次意外的发现,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湖南省长沙市 马王堆)
这一年的年底,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座两千年前的古墓重现世间,墓主人是汉文帝时期长沙王丞相夫人辛追,通过她的随身墓葬,我们得以一窥文景之治的繁华。
这是墓中出土的汉彩绘帛画,在这张车马仪仗图中,刻画了几百人出巡的盛大场面。
而这顶素纱帽,重量仅25克,薄如蝉翼,轻似烟雾,实在是纺织工艺中的极品。
最为有趣的是这套人类最早的体操图,反映了汉初人们良好的精神状态。
在两千年前,这卒古墓所属的长沙国,并不是帝国经济繁荣的地方,出土的文物已经令人目眩神迷,如果我们能够穿越时光,置身于帝国繁荣的大城市中,甚至目睹一下首都长安的景像,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公元前129年,年轻的汉武帝继承了帝国数不尽的财富,决定对强大的匈奴发起战争。到公元前119年,在长达十一年的艰苦征战之后,汉军共斩杀匈奴二十二万余人,夺取了西北部广大的地域,汉帝国的国势也于这一年走到巅峰。
今天,我们重新回首西汉帝国,终于可以跳出故纸堆的陈词,转而利用考古研究的伟大发现,与更为先进的经济理论来解释王朝的兴盛,从而发现一个原始自由经济促就的辉煌时代。原来,西汉帝国伟大的开始,皆是缘自一场推陈去旧的分地运动。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武帝刘彻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远渡大漠北南匈奴。大将军卫青出塞外千余里,与匈奴单于主力相遇,卫青以五千骑兵进击匈奴,而匈奴也遣一万骑兵与汉军交战,两军顿成胶着状态,陷入一场苦战。
战至日暮时分,突然大风暴起,沙砾击面,昏天黑地。卫青抓住机会,令汉军左右翼骑兵包抄单于中军。匈奴大败,此战汉军共捕杀匈奴一万九千余人。
在北面战场,骠骑将军霍去病,出代郡两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军相遇,两军立刻展开激战。汉军击杀匈奴兵七万四百四十三人,大获全胜。
汉军接连不断的胜利,迫使匈奴王庭远迁至大漠以北,汉帝国与匈奴帝国的形势开始逆转,逐渐由弱势转化为强势。
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并不知道,他御下的庞大帝国正处在气候的温暖期中,但是,即便帝国是一年双季作物的受益者,也依然无法支持旷日持久的军事开销。公元前119年的大战后,政府再没有经济实力继续发动战争。

【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 王子今
从战国到西汉,确实是一个温暖期,当时年平均气温比现在大概高两度左右。植物的生长区的北进,向北推进有重要意义,就是说差一度就要差好几百公里呢,气候的条件对王朝的兴盛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在北部边疆。看一下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温暖期的时候往往都是中原人、中原文化向北推进的时代。

为了筹集军费,朝廷下令有钱人向国家捐款,可是无论政府多么努力,响应号召的人却寥寥无几。正在这时,有一个叫做卜式的有钱人上书官府,愿意将自己财产的一半上交国家,这件奇怪的事引发了朝野的关注,于是,汉武帝命令使者前去了解情况。

【情景再现】
——你打算当官吗?(原著:欲为官乎?)
——我从小就是个牧羊人,不习惯官宦仕途,不愿意当官。(原著:自小牧羊,不习仕宦。)
——家里有冤情吗?是否想用捐款达到申冤的目的呢?(原著:家岂有冤?欲言事乎?)
——我从小就与世无争,乡里人如果贫穷我就借钱给他们,如果做恶,我就耐心教导他们,大家都尊重我,我哪有什么冤情呢?(原著:臣生与人亡所争,邑人贫者贷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
——如果是这样,你这样做为什么呢?(原著:苟,子何欲?)
——当今天子讨伐匈奴,我认为深明大义的人都应该出力,有钱的人应当捐钱,大家都这么做的话,匈奴就会灭亡了。(原著: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使者回到京师之后,将这件事禀告皇帝,皇帝便询问丞相公孙弘的看法。

【情景再现】
——卜式的做法不近人情,走出常规的人与事不能做为奖赏的依据,希望陛下不要奖赏他。(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

丞相认为,天下人都不给国家捐钱,偏偏卜式如此积极,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于是,武帝没有再过问这件事,但是天下的有钱人只有一人愿意为战争捐款,这件事引起武帝深深的不满。
汉王朝到了武帝中期,出现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帝国内的贫富差距日渐扩大,一小批人拥有巨大的财富,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富比王侯。
卜式是武帝时期富豪榜上的一位,他有一手非常了得的畜牧技术,从几十头羊起家,十几年间繁殖养育了上千头羊。
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岳父卓王孙,是四川临邛的大矿主,从事开采铁矿铸造,他的仆人过千,日常起居生活俨然王侯。
陕西人师史,从前是个走街串巷的商贩,但他不辞辛苦,周游全国做生意,渐渐积聚家财,史书上说他的财产几辈子也花不完。
养羊、采矿与商贩,相对于土里刨食的传统农业来说,各种新兴产业的不断壮大,成为致富的新捷径。西汉中期工商手工业形成了一次井喷式的发展,但是,经济促进怎样深入的影响了社会生活,却是史书不曾描述过的范围,好在近百年来蓬勃发展的考古研究,给予今人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
(内蒙古 额济纳旗)
公元前121年,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汉军实际控制了今内蒙古居延海地区,使这里成为帝国最北部边陲。为了保护帝国新开创的河西走廊通道,汉军在一望无际的戈壁上建筑烽燧。
在这个叫做甲渠侯的烽燧中,出土了一批编号为E·P·F22的竹简,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叫做寇恩的卖鱼人,与甲渠侯塞司令长官粟君,联手进行贩鱼的买卖,他们一次贩卖的鱼竟然多达五千余条,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买卖。
居延汉简中还记载了大量批发木材以及贩酒的生意,可见,即使在帝国最偏远的北部,商品买卖也呈现了非常活跃的状态。
年轻武帝继位的时候,西汉帝国迎来了一次工商手工业发展的高峰,这次经济发展,有其历史的原因,这需要回溯到100年前,秦末汉初的时候。
秦统一全国后,执行上农除末的政策,对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工商业实行垄断经营,在政府的管控下,私营工商业大受打击,难以形成规模。汉初政府为了大力发展经济,开放了帝国全境的山川湖泊,允许老百姓发展多种经济,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私营工商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政府讨厌商人由来已久,官员们一致认为,商人几乎不从事生产,只是依靠着油滑的嘴皮子和灵巧的手腕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他们根本就是社会的蠹虫。而另一个难于启齿的原因是,他们对商人富比王侯的生活方式深恶痛绝。商人没有地位,更加谈不上权力,却过着比自己还好的生活,这实在令他们很难接受。
现在,我们需要回过头来看一看卜式捐钱的事件,这个看上去非常琐碎的小事,其实正处于西汉帝国交织的漩涡之中,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国家利益集团和新兴的私营工商业者,因为国家财富的分配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为了分割夺取私营商业的商业利润,汉武帝决定采用抑商的政策。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下令,将帝国内所有的矿产、冶炼、铸造、采盐行业收归国有。这些行业完全由政府垄断,私营资本不得经营。

(本节目所有人物对话均来自《史记》、《汉书》两部著作)

(第贰集完)
《帝国的兴衰》 第叁集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下令,将帝国内所有的矿产、冶炼、铸造、采盐行业收归国有。这些行业完全由政府垄断,私营资本不得经营。

【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黄朴民
当时商人,实际上是利益集团,商人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它在国计民生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商人)对汉武帝的好多政策是不满的,特别对汉武帝经济上的所谓“利出一孔”,完全是国有经济高度集权的做法,他(商人)是不满,因为原来是盐、铁都是可以民间来做的,包括酒、酒榷都是由朝廷来控制,国计民生,经济命脉,他(商人)的活动空间就比较小了。

【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室主任 杨振红
在汉宣帝的时候,曾经君臣进行了大的辩论,当时民间的代表就是贤良文学,他们当时激烈地抨击汉武帝的“盐铁国营”政策,他认为国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质量问题,“割草不痛”,就是说连草都割不动,国营之下所制造的铁器质量非常差。

【采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华祝
铁器制的特别大,像汉武帝时期现在发现的大铁犁,只能开沟,别的根本就学实用,所以《盐铁论》里头贤良文学就批评,说你光顾造冶铁官窑,你造的铁器根本用不动,老百姓根本就割不动,国营只能是国老大,它造出来的器物不实用,只是要收钱。

西汉帝国对商业发展的巨大打击,使民间资本缺少了再投资的环境,然而资本的天性就是赚取利润,在商业经营举步维艰的条件下,大量的资本会向土地这种安全以及获得良好的商品倾斜,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抑商政策的实施,土地作为农业国家最优质投资商品,种种原因,促使西汉帝国中期产生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以至于当时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在写给武帝的策论中曾这样描述:现在,富人的田地一望无际,而穷人连锥子尖大小的土地都没有。(原著: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采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陈苏镇
西汉从文景以后,土地兼并开始发展,土地兼并会导致大量的小农破产,这些农民破产以后,有的会变为佃农、雇农,有的会沦为奴婢,还有很多人会变成流民,到处逃亡,这样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造成一些不安定因素。汉武帝也想解决这个问题,兼并势力当中有一种人,就是商人,他们经商挣的钱,大量购买土地,所以他们是土地兼并中的一种重要的势力。

《史记》中记载,公元前106年,关东平原突然出现了四十万完全没有土地的流民,对于农业国家的人民来说,没有土地就等于失去了生活的手段。四十万饥民出现在长安城的附近,随时引发的暴动迫使当时的丞相石庆不得不上书请辞。这样大规模的流民现象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记载中,这种情况,当然令统治者怵目惊心。
政府要求轵县的富豪向长安附近的茂陵移民,这是个一石两鸟的好计划,一方面削弱了这些地方势力,另一方面填充了关中地区的人口,但是,令武帝意想不到的是,大将军卫青突然跑来替人说情。

【情景再现】
——郭解家境贫穷,不应该在搬迁的范围里。(原著:郭解家贫不中徒。)
——平民百姓能够让大将军为他上奏,说明他的家不贫穷。(原著: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

史书上记载,皇帝对这件事非常不满,一个权倾朝野的大将军,居然会为平头老百姓求情,可见这个所谓的百姓能量有多大。
大将军卫青所说的这个人叫做郭解,史书上记载,郭解的性格非常残忍,年青的时候杀过很多人,逐渐成为地方一霸。当郭解迁家到茂陵后,这里有头面的人物也都争相与他结交,在一次宴会上,有人称赞郭解是个侠客,座中有一位儒生,不同意他的看法。

【情景再现】
——郭解这个人总是钻法律的空子,怎么能称为贤者呢?(原著: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

之后,这位儒生被人杀死,并且还割下了他的舌头。官府为此传唤了郭解,但是郭解声称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依法律,郭解又将无罪释放。郭解行为逐渐凌驾于法律之外,成为政府之外的新势力。
这件事引发了朝廷深切的关注。其实,正在做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决定不能姑息手软。

【情景再现】
——郭解只是一个百姓,但是有人肯为他卖命,因为一点小事就替他杀人,如果说郭解真不知道这件事,这种情况就更可怕,应当判处死刑。(原著: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

于是,朝廷将郭解及其族人全部杀掉。同时,西汉帝国的许多地方都产生了一种叫做地方豪强的新势力,地方豪强拥有巨大的资本,他们勾结官府,聚众乡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黑势力。汉帝国迅速地认识到,地方豪强对社会的严重危害,决定使用残酷的手段予以镇压。
帝国的定襄郡治安非常差,汉武帝就任命了一个非常严酷的人去当太守,这个人叫做义纵。在定襄的监狱里有死刑犯二百多人,按照规定,这些人的亲属可以来狱中探监。义纵不动声色,在监狱中设下伏兵,对探监之人来一个扣一个,一共扣了两百多个犯人亲属。义纵为这些人罗织了一个为死罪解脱的罪名,并且将他们与死刑犯一同处死。
史书上说,这件事过后,定襄郡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此郡再也没有人敢于与政府作对。
公元前119年,汉政府以对匈奴战争为由,强行要求全体公民上交财产税,税额为全部财产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六。但是执行官员们很快发现,这个政令遭到了大多数有产阶级的反对,他们隐匿真实财产,拒不上交。

【采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华祝
推行这种政策当然是对于大工商业者,对于大的商人那是一种很大的打击,无疑是把他们的钱来想方设法的挖到国库里来,把私人财产变成国有财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黄朴民
商人当然是更不乐意了,所以他们千方百计隐蔽财产——藏富。我们现在是巴不得能够上胡润富豪榜、福布斯排行榜,(西汉时)不能上榜的,上榜马上就完蛋的,最后都要出问题的,所以商人都哭穷,我做生意赔了,明明有几车货,他说只有一车货只有半车货,相当于今天的偷税漏税。汉武帝不干,我这个钱就收不上来,我上有政策你下有对策,当然是很不满意。

针对这件事,汉武帝想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办法——凡有隐匿财产不报的,告发的人可以分取财产的一半,另一半则由国家没收,这个政策叫做“告缗令”。这是一次政府与地主集团的历史较量,政府利用国家工具强行夺取社会财富。
告缗令一出,天下有钱的家庭陆续被抄家而破产,《汉书》中记载,抄家行动遍及帝国的每一个郡县。从此以后,中产以上的家庭,在帝国中几乎不存在了。

【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黄朴民
经济上是国这管制呢还是市场调节这个问题,所以当时他们都批评,汉武帝管的太死,管的太死其中有一个就是“算缗告缗”,抑商太过分了,它带来的后遗症——对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带来很大的后遗症,但是我们要有同情和理解,毕竟是战争时期,因为有时候历史的发展就是一种很痛苦的血和生命的代价,包括财富损失的代价,这种代价是惨痛的代价,往往得历史进步的一种必然的、没办法避免的一种付出。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重温公元前一百年的那段历史,政府将原属国家的土地分配给人民,降低赋税,减少人头税,鼓励人民开展私营工商业,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大概用了五十年的时间,社会财富极大积累,西汉帝国的经济由弱变强。
但是随后,汉武帝针对匈奴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迅速消耗了帝国的财富,为了应付庞大的军事开销,政府采取抑商的政策,与民逐利,将盐铁等产业收归国有。西汉政府更通过抄富人之家等暴力手段聚敛财富。
政府在打击私营经济的同时,也破坏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因为无法通过商业致富,民间资本转而大量投向土地,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土地向少数人集中,促使流民与地主豪强同时产生,财富的两极分化令社会矛盾日益激烈。
汉武帝到了晚年,也深感自己发动的战争伤害了帝国的经济,一些过于强硬的手段也激化了帝国的内部矛盾,于是,他写下《轮台罪己诏》,在诏书中表示了对自己一系列政策的忏悔。
帝国兴衰的规律何在?不要说英明如秦皇汉武,在以后的两千年中,也不曾有哪位帝王能将此中的玄秘识破。
公元第三年的秋天,在西汉帝国的首都长安,丞相属官主薄的办公地点实在忙得有点喘不过气来。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头痛这些不断送入府中的简椟,但是,他们仍然以极强的责任心对数量进行了清点,结局令人惊讶,总数竟然达到48万7千5百72份之多。
在以马为传递工具的汉代,48万7千5百72份竹简不知道动用了政府多少运输力量,全部竹简都为了一个目的而送达长安,其中记述了各地民众热情的心愿,他们坚持请求政府给予新都侯王莽以最高的奖赏。帝国人民对王莽的拥戴看来是真诚,甚至有些狂热的,竹简请愿随即演变为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汉书》上记载,全国各地的皇族、官吏以及平民自发的来到首都,不分昼夜地守候在宫门前的广场上。朝廷不得不派人出来向群众承诺,政府即刻给予王莽最高赏赐,全场欢声雷动,顿时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
当人们对汉帝国彻底失望的时候,拥立王莽,改朝换代的时机成熟了。由这一刻向上追溯三十年,是西汉王朝的汉成帝时期,在王朝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中,帝国的统治已经显现出摇摇欲坠的迹象。这一年,成帝向天下百姓下发罪己诏,诏书中首先坦承社会上流民众多的情况,紧接着成帝指出问题,他认为吏治腐败是导致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
《汉书》中记载,成帝的老师张禹是关中的大地主,他一个人拥有土地就达四百顷之多,而且全部占据了泾渭河畔最肥沃的地方。成帝时期的丞相匡衡、翟方进,他们膏田遍野,全部富比王侯。这些大土地占有者无不是帝国中最有权势,最有影响力的人。
《汉书》中记载,红阳侯王立,是成帝的舅舅,他强占了南阳地区的良田达几百顷之多,接着倒手卖给了政府,这笔生意为他赚取了一亿个铜钱。成帝年间,一枚铜钱可以买到一升的小米,如果按照今天的米价来估算,这一笔买卖至少为王立赚取了两亿四千万人民币,考虑到汉代商品经济尚不发达,这一亿铜钱的购买力又远远超出2.4亿人民币的价值。

【采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陈苏镇
这个家族(王氏)其他的子弟也都在朝中担任要职,所以他的子弟当时就飞扬跋扈,贪污,收受贿赂,生活也奢侈,挥霍。班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具体的描述,他们都建自己的宅院,有的房子建得跟皇宫里的宫殿差不多。

另一位王朝宠臣董贤,更加令人吃惊,他死后政府抄处家产,总价达到43亿铜钱,即便使用最保守的换算方法,他的财产也达到了今天103.2亿人民币的价值,而董贤入宫当值仅仅四年,他死时刚刚22岁。
纵观秦汉至明清各朝,皇室消耗、官吏待遇一直都占据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前两位,以政府形式出现的国家,本身也是一个经济利益集团,政府收入的最终来源同样来自人民群众的劳动。但是,社会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是确定的,政府利益集团剥削过多,就必然要与地主集团、与劳动者集团之间产生激烈的矛盾,政府的腐败同样导致帝国丧失了执政能力。史书敁描述的地方豪强,做为中国最早的黑社会势力再次抬头,在光怪陆离的末世王朝里,既便有心澄清世事的官员也无力回天。
原涉,是茂陵地区有名的豪强,他的党羽遍布关中,因为势力过大,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原涉的仆人上街买肉,与屠夫产生了争执,仆人用砍伤了屠夫逃回家中。茂陵县令尹公想利用这件事恢复政府的威信,他出动官府的兵力缉拿原涉,显然他低估了原涉的力量。正在官府与原涉对峙的时候,突然又杀出一伙人马,这些人都是当地的亡命徒。此时,对峙流氓的势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官府,这些人与尹公交涉,希望官府放了原涉。这种情况使县令尹公进退两难,于是,原涉的同伙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

【情景再现】
——原涉的奴才犯了罪,但是你也抓不到,不如将他赤裸着上身绑起来,用箭刺穿他的耳朵,到你衙门前请罪,这样,你的面子也就保住了。(原著:原巨先奴犯法得,使肉袒自缚,箭贯耳,诣廷门谢罪。)

面对强大的流氓势力,尹公被迫同意撤兵,一场政府的缉凶行动就样无声无息地结束。有一个叫做王游公的官吏,认为尹公得罪了原涉,很危险,希望能够抓捕原涉归案。

【情景再现】
——原涉手下的刺客众多,杀了人后都不会出卖原涉,无法无天,原涉修建守丧的房屋,排场超过了他的身份,我为您想个办法,不如拆掉他守丧的屋子,逐条上奏他的罪行,这样做后,原涉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原著:涉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可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逾制。今为君计,莫若堕坏涉冢舍,条奏其旧恶,如此,涉亦不敢怨矣。)

这件事传到了原涉的耳中,原涉便指派杀手,闯入王游公家。因为原涉认识王游公的母亲,于是杀手们恭恭敬敬地进入屋内。

【情景再现】
——不要惊吓了祁老夫人。(原著:勿惊祁夫人。)

就在他们向老夫人下拜的时候,刺客杀了王游公父子,带着两颗人头离去。原涉团伙是中国最早的黑社会雏形,他轻易就能招集上百杀手,甚至敢于杀害朝廷官员,这在汉帝国之前的历史中从未发生。
汉成帝阳朔三年,当朝执政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病重,他的侄子王莽细致地陪伴在床边,王莽亲尝汤药,事事躬亲,为了照顾病人,几个月的时间不脱衣睡觉,使自己蓬头垢面,神情憔悴。王凤很感激侄子的一番情意,在他临死之前,将王莽举荐给皇帝。成帝给了王莽一个黄门郎的小官,这是王莽入仕的开始,这一年他二十四岁。
王莽师从当世大儒陈参,学习《礼仪》和《周礼》,又跟名家陈钦学习《左传》,兼纳经今古文两派学说,成为年轻一辈有名的学者。他要求自己的妻子穿着不过膝盖的裙子,以至于来宾经常把王夫人当作家中的仆人,在外人看来,他与夫人感情至深,除了发妻之外,一直不曾续妾。
王莽于公元前二年的事迹打动了全帝国人民的心,他的儿子误杀了家中的奴隶,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王莽一共仍然令其自杀,以承担罪责。
王莽的事迹迅速在帝国中流传开来,在混乱的王朝末世,王莽以“圣人”的姿态出现,很快被人们当作道德与正义的倾向化身。
腐败的官吏与地方豪强疯狂吞并土地,聚敛财富,贫富的两极分化造成社会极度不安,主管监察世事民情的谏大夫鲍宣,上书朝廷,指出社会上流民众多的原因。

【情景再现】
——气候变化无常,水灾旱灾频繁,是迫使人民死亡的原因之一;县级官吏严厉的追讨赋税租税,是原因之二;贪官污吏,假公取私,收受贿赂,是原因之三;豪强地主对百姓剥削无度,是原因之四;酷吏给百姓强加徭役,人民没有时间种田,是原因之五;村里一鸣鼓,不分男女都要上街追捕盗贼,是原因之六;强盗劫取百姓财物,是原因之七。百姓有七种死法而没有一条生路,希望国家安定,真是太难了!(原著: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东跑西颠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

统治阶级的腐败,政府权力的削弱,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民不聊生,帝国的统治行将崩溃。
公元9年正月朔日,五十四岁的王莽正式登基,建立称为新的王朝,这是一次成功的王朝政变,所有迹象都表明,王莽的登基得到了帝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在王朝即将崩溃的阶段,王莽,作为时代“圣人”的化身成为人民最后的希望。
新帝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的晚春,王莽颁布了著名的、又是引起后人争论不一的“王国令”。在诏书中,王莽分析了当今土地制度的弊端。

【情景再现】
——汉王朝曾经减轻过田租,最低的时候三十税一,而今天,地主豪强欺凌百姓,强占政府给予百姓的土地,向百姓收租,税收高达以十税五,平民百姓终年在土地上耕耘,所得的收入连自己也养不活,而有钱人,将好粮食喂狗和马,骄横且品行不端;没钱的人连酒糟糠皮也吃不上,因为贫穷而犯法作乱。(原著: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

这位圣人皇帝提出了世界上最公平的分配方法。

【情景再现】
——现今将天下所有的田地都更名为“王田”,所有人不得买卖田地,男丁不过八口的家庭,而家中的土地又超过九百亩的,要将家里的田地分给同姓的亲族或者邻居和乡民。(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

于是,自首都长安至全国各地,驿马不断往来驰骋,将政府最新的土地改革精神,带往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采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陈苏镇
又要改革,但是外戚又阻挠,而且外戚阻挠的势力很大,不搬开这个绊脚石,改革没有办法推进的。那么历史在这个时候创造了王莽这么一号人物,他既是外戚,同时他又是儒生的领袖,儒学士大夫的领袖,所以他来领导改革,所以我们说王莽这个人物、王莽的改制,都是当时托古改制的强大社会思潮的一个产物。

新帝国的政令,否定了西汉帝国二百年间不断发展的土地私有化过程,认为土地私有买卖是一切不平等的来源,于是,政府推行国有化改革,将全部土地收为国有。朝廷认为,一对夫妻之家,将按规定拥有百亩田地,全国的百姓,人人都拥有田地。政府只收取三十税一的低税收,百姓必然安居乐业,四海升平。
传统的中国是主要依靠土地收入的农业国家,田赋收入是维持整个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而田赋,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王莽的土地制度,保证了人民拥有土地,国家直接向人民收税,又保证了人民不受地主的剥削,这是犹如理想国一般的政治制度。
两千年前的新莽王朝,不会有时代变迁的认识,与西汉帝国成立之前相比,新社会的种种参数都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影响最大的还是人口。在公元第二年的时候,西汉帝国开展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这一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为5千9百59万4千9百78人,在以马做传递工具的古代,这一定是一个相当浩繁复杂的巨大工程。六千万人口,相比战国末期时的一千多万人口,增长了五倍之多,然而可惜的是,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却没有太大的增长。
相比做一位皇帝,王莽的气质更像一位学者。将土地平均分配必然触犯了政府中大官僚的利益,对于地主利益集团来说,不准土地买卖的种种法令都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之路,违背了人类求利致富的本性。至于广大无地的农民,白白得到土地,对他们很有诱惑力,但是,谁又会真正把土地分给他们呢?
土地改革的良好愿望与现实生活严重不符,新莽王朝依次得罪了社会所有阶层,它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情景再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黄朴民
这是理想主义的一种追求,和汉末,也就是说王莽新朝那种政治现实、社会现实,中间隔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你(王莽)到底定位在哪里?你自己定位,你依靠谁来改革?你要扶持谁的对象?扶持是谁?毛泽东讲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你改革要有集团,你不是单枪匹马。

王莽新朝二年,凶猛的黄河再次改道,它离开了原先从天津入海的旧河道,进入了山东半岛。从汉帝国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因为这场灾祸,在这片平原上消失了。
山东的形势最为危急,它夹在黄河两条新河道之间,因为难民众多而拥挤不堪,灾民队伍在抢劫中不断壮大,最后,合并为一支庞大的军队。人们在前额抹上红色,用来与官军区别,从些,他们称自己为赤眉军。
这一次天灾,成为引爆新王朝覆灭的导火索,短短几年之内,起义发展为燎原之势,新王朝无法解决汉王朝遗留下来的土地兼并、社会贫富分化过大的问题,它的失败无非是西汉帝国失败的延续。
在国家外交上,王莽本人的气质更加接近一位儒生,他以儒家思想来决断外交政策。王莽认为,匈奴称王不合礼制,收回匈奴王玉玺,激化了汉匈两族的矛盾。
王莽军同时与匈奴和起义军多路作战,渐渐陷入失败。
公元23年10月,赤眉军攻陷长安。《汉书》记载:王莽身着朝服,平静地在渐台上造假等候着最后的时刻,朝中仍有一千多名公卿大臣,甘愿陪王莽一起死去,当乱军冲上渐台的时候,一位叫做杜吴的商人将王莽一刀杀死,杀红了眼的人们争相将王莽分尸,王莽的尸体被悬于街市,百姓纷纷出来击打,以发泄心中的愤恨。
愤怒的人们已经忘记,仅仅在十几年前,他们是如何狂热地拥戴这位圣人的,他们将所有的不幸,推给这位大胆的改革者,似乎他的死亡,就是一切灾难的终结。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西汉帝国的历程——
汉初,政府将土地授与经历了战乱的幸存者,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念,政府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同时,政府开放了山川湖泊,允许人民发展私营经济。在良好的政策支持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社会财富极大积累,到武帝时期,西汉帝国经历了它国力最为辉煌的时刻。
西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了中国的帝国,除了短命的秦帝国外,在如何行使国家职能这一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借鉴,国家的职能之一,是维护社会秩序,缓和阶级冲突,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在帝国的形态下,国家本身也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依托国家的权力,能够很容易地实现对社会的掠夺,在西汉帝国的末期,国家利益集团的超量掠夺,开始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
在自由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的私有买卖是另一个导致王朝覆灭的原因。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农民经常处于破产的边缘,土地兼并的浪潮无法抑制,由于帝国政府找不到控制土地兼并的手段,社会开始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官僚与地主大量占有土地,而贫民却无片瓦遮身,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干脆沦为流民,致使暴动不断发生。
于是,人们路呼唤社会改革,王莽的当政,正是人民对社会不满的反映。王莽最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企图将全部土地收为国有,以国家的力量,平均财富。但是,在各方利益团体的制衡下,这些改革措施根本就无法做到。
帝国似乎陷入了某种悖论之中,它需要建立官僚体系治理国家,但是无法制止官僚做为利益集团疯狂掠夺国家的财富。它放开土地,鼓励竞争,就会引发土地兼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如果将土地收为国有,平均社会财富,又会违背人类竞争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
西汉帝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所以它进行了多种社会实验,显然,这些实验均以失败而告终。
这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华帝国的悖论,在其后的二千年里,不论多么伟大的王朝,都没有能够逃脱西汉帝国谱写的命运。

(字幕:本节目所有人物对话均来自《史记》、《汉书》两部著作)

(第叁集完)

帝国的兴衰 原著

《帝国的兴衰》

作者: 段鸣镝

出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帝国的兴衰 纪录片:国内链接  国外链接

前言:新朝的悲歌
第一章 韩信封王:帝国的创始
第二章 众建诸侯:帝国的集权
第三章 分地运动:帝国的崛起
第四章 国进民退:帝国的衰败
第五章 民有七亡:帝国的宿命
后记:儒、道、法:何以治国?
附录:秦、西汉、新大事年表
第一部分 前言 新朝的悲歌(1)

公元第九年的1月10日,位居汉帝国摄政王的王莽宣布汉朝已亡,在群臣的拥护下登上皇位,改称新朝。我们之所以将王莽的登基称为“群臣的拥护”,是因为班固所著的《汉书》中并没有记载汉帝国出现反对王莽改朝换代的武力暴动事件。于是,史学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不流血的政变,王莽的登基得到了全体汉朝官员的支持。

我们今天所能掌握的有关王莽生平的资料,主要来自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但是,班固是以汉家正统史学家的身份来编写历史的。根据意大利历史学家BenedettoCroce(B?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历史的编著都是为同时期的统治阶层服务的。为了给东汉刘秀家族的统治贴上衔接天命的标签,班固必须把王莽刻画成一个伪善、无能、巧滑且自命不凡的小人,“王莽篡汉”的说法就是《汉书》提出的。

班固甚至不愿承认王莽当过皇帝,根据太史公司马迁定下的写史规则,记述皇帝生平的文字应该称为“纪”,班固却只在《汉书》第九十九卷中为王莽做“传”—《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刘邦的皇后吕雉一天皇帝都没有做过,班固却堂而皇之地在汉书中为其做“纪”—《汉书?卷三》(高后纪),承认吕后的皇帝地位,大概是因为吕后并没有擅改国号,依然奉汉为正朔吧。

无论西汉帝国的最后几位统治者多么无能多么荒唐,东汉的史学家都坚持认为国不能改,祀不能断,以至于其后的两千多年,所有想搞“禅让”这一套的政治家都会小心谨慎,在正统与篡夺之间寻找平衡点。

王莽做了十五年的皇帝,如果从做大将军的时间算起(公元前7年),他参与统治中国的时间超过了三十年。由于缺乏研究材料,王莽之治的主要内容都集中在他颁布的一系列政策上。

公元第七、九、十、十四年,王莽下令发行新面值的货币,货币改革的核心目的是应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多种面值的货币有利于物流交换,用今天的话来说也是拉动内需的重要举措。而且货币改革势在必行,因为通货膨胀已经到了让人民不能容忍的地步。

显然这种情况并不是王莽造成的,早在一百多年前汉武帝委派桑弘羊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就已经为日后的社会动荡埋下了种子。

公元第九年的货币改革废除了五铢钱及刀币,另外发行宝货,包括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黄金、银货、龟、贝货、布货),一共二十八种货币。多种货值的结果是矫枉过正,由于货币种类太多,换算起来又十分困难,因此流通更加不便。一年以后,王莽被迫废除刚刚施行的货币,只留小钱值一和五钱五十两种继续使用。

然而,新朝显然缺乏其他经济手段来抑制通胀,只好再次把目光放在币制改革上。公元十四年,王莽又废掉大、小钱,另作货布、货泉两种货币。货泉重五铢,货布重二十五铢,但政府规定一货布等于二十五货泉,货布的价值被人为地抬高了五倍,谁又会去使用货布呢?

这次改革,非但没有理清混乱的货币体制,反而加剧了混乱,所谓“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王莽并不需要为日益加深的财富两极分化承担责任,但是王莽明显低估了人性的丑恶,前去推行货币改革的官员们开始借此机会上下其手,降低了货币的成色,货币贬值使参与改革的官员大获其利,进一步加深了人民对政府的仇恨。

第一部分 前言 新朝的悲歌(2)

值得一提的是,王莽发行的一系列钱币是中国古钱币史上的精品,他大概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美学大师。新朝时期的货币多采用悬针篆的字体,制作十分精美。国宝金匮直万上部为方孔圆钱形式,直径为3厘米,上书篆书“国宝金匮”四字,下部为短颈联方形泉身,边长为2.8厘米,身面纹内书悬针篆“直万”二字,标明这一货币值五铢钱一万,现今存世的仅有两枚,是价值最高的古钱币。

公元九年,政府的官僚机器被改组,新政府新气象本也无可非议。那些复古的官名非常精致典雅(又进入了美学的范筹),比如将大司农改名为羲和,太常改名为秩宗,大鸿胪改名为典乐,少府改名为共工。

公元十四年,又对地方组织的名称作了变动,郡县的名称也全部更改,如将淮阳改为新平,将梁郡改为陈定,但是新朝的地名改革显然过于繁烦,有的郡名一年间更改了五次,以至于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地名后注上旧地名(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这些政策被后人批评为表面文章,但是历朝历代,做这种表面文章的政府数不胜数,却很少有人像王莽这样背负着如此之深的骂名。

私人奴隶买卖也在公元九年被禁止。这一年,政府也试图进行土地改革,根据改革规定,所有壮丁将分配到标准面积的土地,拥有超出规定土地的人要把余地分给少地的亲戚和邻居,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不准出售。

实行“王田”的诏令刚一颁布,便遭到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强烈反对。从阶级斗争的观点上看,地主阶级反对的农民阶级一定会拥护,说明王田令的初衷必然是好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照顾贫苦大众。但是中郎区博的上书似乎也有道理,区博说井田制跟不上时代,土地的私有已经深入人心,承认私有的产权是当前时代的主流,那些古代圣人之法恐怕不得施行了(井田虽圣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在朝野一片反对声中,王莽在始建国四年(公元十一年),即诏令发布后的第三年,宣布取消王?田。

公元十年,政府下令对酿酒、盐和铁器的交易以及对铸币和山泽地的收入实行国家垄断。政府在低价时购进,高价时售出,以稳定粮、布、丝等必需品的市场。为了应对统治地域的广大,政府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同时设立官仓。

也在这一年,政府对猎人、渔民、养蚕人、工匠、专业人员和商人的收入开征什一税,也就是逢十税一,这种税收的比例自古既有,也维持了一个相对较低的税收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政府力量控制经济事业,平抑物价,限制商人囤积居奇,使贫民免受高利贷的盘剥。

这些政策和措施,实际上都是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所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延续。但是,推行这些政策的特权官僚阶级与地主互相勾结,原来为平抑物价防止商人渔利的五均,却变质成为官吏贱买贵卖从中谋利的机构,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结果给普通百姓带来更大的痛苦。

第一部分 前言 新朝的悲歌(3)

王莽是西汉末期的大儒,史书中说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把一切政令、设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他对典雅的文辞和美丽的形象有极高的创造力和鉴赏力,但是文人的气质也使他过于感性和随意,空有美好的理想却没有付诸实施的手段与能力,让这样的人来掌管一个国家不知是上天对他的眷顾还是神灵对他的惩罚。在以后的两千年里,这种悲剧反复上演,最有名的当然是宋徽宗和陈、李两位后主,他们一再证明了美不能填饱肚子这一事实。

新朝在十五年后土崩瓦解,悲歌却是在一开始就谱写好了的。但是,在公元九年的时候,拥戴王莽上台的人们是真心实意地相信他的,相信凭借着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以及极具感染力的气质真的能拯救末世于危难,重新恢复周公时期的盛世。

即便在新朝大势已去,判军就要破城的时刻,朝中仍然有一千多位公卿大臣自愿陪着王莽受死。请注意,这一千多人都是朝庭中的重臣,并非是无名无姓的市井鄙夫,说明既便在十五年的改革失败之后,王莽的感染力依然足以使人共同赴死。

所有政策,最后都走了样,但绝不能否认这些政策的初衷是美好的。在公元九年的时候,汉帝国最后几位统治者的无能与堕落表明“天命”已经开始转移。现在,五行中的“土”显然已经处于上升的位置,它将取代汉帝国“火”的统治,五行的命轮开始转入下一个时代。末世王朝的大救星适时出现,他是当代大儒,杰出的理论家,他的品格无可指摘,被万民奉为当世圣人。改朝换代的时机已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西汉末期的理论家们用“天命”与“五行”作为基础理论,解释王朝的更迭,似乎暗示了在“王权”之外还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感受到人心的向背,所谓施德政则天命仍在,不施德政则五行转移。如此说来,在帝国的时代,所有的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帝国兴与衰的基础在于施政者的方针是否恩惠了帝国的绝大多数民众。

看来,统治帝国就是这样的简单,施德政则帝国兴,反之则帝国亡。既然每个统治者都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帝国就应该永远兴盛而不会灭亡。新朝的每一项政策看起来都是德政,然而仅仅过了十五年,新朝就轰轰烈烈地倒塌了,一如它轰轰烈烈地建立。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大家共创美好世界的理想如此之快地转变为一场灾难呢?

战国二百五十四年的历史,充满了统一中国形成帝制的各种契机。秦、西汉与新三朝是帝国为其命运作出各种尝试、不断探索的重要时期,这一社会实践的顶峰于王莽的新朝归于结束。其后的时光,只是对以上三朝制度的总结与不断完善。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韩信封王:帝国的创始

公元前202年2月28日(《汉书》记为二月甲午),刘邦即皇帝位于汜水(今山东曹县),国号“汉”。先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不久迁到长安(今陕西西安)。

◎刘邦国宴

在长安城的未央宫中,新帝刘邦正在大宴群臣。正在宴会渐入佳境的时候,皇帝的老部下们开始大呼小叫,放浪形骸,更有甚者拔剑击柱,用酒精和美食宣泄着自己激动的情绪。

刀头舔血的暴徒当然毫无教养可言,但是另一方面,新王朝也并没有树立自己的制度与威严。出身布衣的皇帝猛然醒悟到,自己距离至尊无上的统治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宴会后,儒生叔孙通向刘邦献言,儒家思想虽然不能攻城掠地,但是儒的理论却很适合用来建立制度,愿意到孔子的故乡鲁国去征召儒生,与弟子一起制定上朝的礼仪(夫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这个建议被刘邦采纳,礼成之后群臣按照叔孙通制定的宫廷礼仪进行新年朝会。关于这次朝会,史书上有详细的记载:天亮时,由谒者掌礼,来访者依次进入殿门:宫中设有车骑、步卒、守卫,以及兵器、旗帜等。殿上传言「趋」,殿下数百人入殿:功臣、列侯、将军及其它军官在西列队,向东而立;文官自丞相以下在东列队,向西而立。

于是皇帝乘辇出房,百官手执帜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领六百石薪金的吏员依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各人无不肃然起敬。礼成后开始酒会,宫内侍从坐在殿上,全部伏下,以来宾尊卑依次敬酒。九觞酒后,谒者宣布「罢酒」。御史在场内执法,见到不依礼仪的人便立刻把他带走。礼朝贺仪式气氛严肃,秩序井然,没有人敢喧哗失礼(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无敢哗失礼者)。

仪式毕,刘邦感慨道,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滋味啊!(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刘邦对这次朝会非常满意,他随即委任叔孙通为太常,赏赐黄金五百斤。在汉代,太常为九卿之首,地位非常崇高,是掌管国家之天地、神祇、人鬼之礼,吉凶宾军嘉礼以及玉帛钟鼓等文物的官员。

与叔孙通一起制定仪礼的的儒生,刘邦也一并“悉以为郎”、“皆以五百金赐诸生”。这样,大量的儒生进入到西汉官吏的队伍。后来刘邦又任命叔孙通为太子的老师(高帝徙通为太子太傅),令自己的继承人掌握儒家的理论。

汉帝国十二年十一月,刘邦自淮南回长安。过山东曲阜,以太牢祭孔子。所谓太牢,指祭祀的时候将牛羊豕(猪)三牲全部备齐,是最高规格的祭品。

刘邦以太牢之礼祭孔子墓并封孔子九世孙世袭为奉祀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祭孔的皇帝。

◎帝国的定义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

西周是分封制,也叫封建制,秦以后那种大一统的国家是一种中央集权制,也有人把前面这种叫做王国,后面这种叫做帝国。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

秦以后通称为郡县制,由皇帝直接管理地方。帝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由中央直接控制地方的制度。

在刘邦称帝的十九年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就进入到帝国的时代。在一个广袤的国土范围上成立统一的国家,皇帝是全帝国唯一的首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帝国废除了分封制度改为郡县,这在诸侯割据的时代是从未有过的。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韩信封王:帝国的创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

秦统一中国不是偶然事件,应该说从夏、商、周三代以来,统一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趋势。为什么由秦来完成这个统一呢?这是因为秦国在战国末年的时候发展得最快,成为“战国七雄”当中最强大的国家。

秦所在的关中地区,按司马迁的说法,当时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3,人口占全国的3/10,但是它的财富占全国的6/10。关中地区有比较丰富的资源,另外秦朝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发展很快,迅速建立起一种军国主义体制,奖励耕战等等,实行法制。这套制度,这套体制,又使得秦国能够有效来动员和利用关中的资源,所以秦国能够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华祝

最主要的原因是春秋后期以来,铁器、农耕、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各地经济的大发展。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商业的往来、文化的交流、各国的紧密联系。分裂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它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所以统一是个大趋势。

秦实行了商鞅的两次变法以后,奖励耕战,军队战斗力得到加强。而且秦的国土主要是陕西关中地区,面积实际上超过了关东六国之和,所以只能由它来统一,别的国家不太可能。

可惜的是,秦帝国是一个非常短命的帝国,它只存在了十五年的时间。公元前206年灭秦后,两个主要的灭秦势力开始了争霸天下的新战争。这场战争在中国的历史上称为“楚汉之争”。在这场战争的开始,实力的对比有利于西楚项羽,这使刘邦的汉军处在以小博大的哀兵状态。

◎韩信要封王

三年后,还在为争夺天下苦战的刘邦,接见了手下大将韩信的使者。在韩信的信中,这位统兵大将很不识时务地希望刘邦分封他为代理齐王。在此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这一要求很有点趁火打劫、以功相挟的味道。这使刘邦非常恼怒。

刘邦:“我困在此地,朝夕希望韩信能来救我,但是他却来信要求我封他为代理齐王!”(吾困於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

刘邦的谋士张良、陈平却另有看法。

张良:“形势对汉不利,我们也很难禁止韩信称王。不如假戏真做,就立他为代理齐王,使他守住领地,不这样,形势的变化对我们更不利。”(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

刘邦立刻领悟,拍案而起:“大丈夫受封为诸侯,当就当真的王,何必去当代理齐王呢!”(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

他随即拜韩信为齐国国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

韩信、彭越等汉初的异姓王,在楚汉战争期间,都是刘邦手下的重要将领,手握强兵。在项羽和刘邦相争最关键的时候,这些人举足轻重,他们如果倒向项羽,项羽会胜,倒向刘邦,刘邦会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求做诸侯王,刘邦不能不答应,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韩?信。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华祝

他(刘邦)的分封是迫于当时的一种形势,并不是一种倒退,他不那么做就无法消灭政治、军事上的对手—项羽。

◎复古分封

韩信要求的分封,是在秦汉之前留下的古老习俗。在秦以前,建立于三千一百年前,延续了八百年的周王朝,似乎也拥有广袤的国土,但偌大的国家,实际上是由无数小国组成的。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韩信封王:帝国的创始

在三千年前有一百八十多个,通过一千年的互相吞并,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还剩有七个。

所谓的“分封制”,是指诸侯拥有其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诸侯的土地理论上在其死后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都是世袭。

小国的国君或者是周天子的家族成员和周王朝的功臣将领,或者是当地部落的首领。在周武王分封时有七十一国(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由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的实际统治从来没有覆盖过整个王国的疆域。

到了春秋时期,周朝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取代,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丧失,“分封制”开始崩坏。战国时期,争霸战争日益激烈。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还剩七个主要的强国和两三个国土面积很小的小国,那七个强国就是通常所说的战国七雄。

◎事不师古未能长久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废除分封的皇帝,他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各郡长官有一定的任期期限,直接听命中央政府。然而,这种被称为郡县制度的政治变革,并不为当时的全体臣民所理?解。

公元前214年,秦建立帝国后的第七年,一位叫淳于越的大臣向秦始皇提出了一项敏感的政治主张,他请求皇帝重新恢复分封制。

淳于越:“臣听说,殷周两朝能够建国千年,是因为实行了分封制度,子孙作为封国的王可以辅佐朝庭。而今陛下统一天下,但是子孙都没有封国,一旦有变故,誰能拯救朝庭呢?不去效仿古代而能长久的国家,从来没有听说过。”(臣闻之,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秦始皇令众大臣对他的看法进行公议,丞相李斯首先反对。

李斯:“周文王与武王封了许多兄弟子侄为王,但是几代过后,亲情逐渐淡漠,为了利益相互战争,异姓的诸侯更是互相征伐,周天子也不能禁止。今天全国因为陛下的英明终于统一,天下都划分为郡县,皇子以及功臣不必分封,而是享用国家的俸禄,他们因没有权力而无法反叛,这才是安邦定国的好制度。”(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chóu),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则安宁之术也。)

秦始皇认同了李斯的观点。

分封制显然违背了中央集权的目的,在秦始皇成为中国的无上权威后,何必再次分封掣肘皇权呢?

◎汉初的分封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理事黄朴民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封源于西周。秦始皇用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这是政治制度建设上的一种革命性的举措。但是秦始皇的暴政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导致秦朝很快就土崩瓦解了。人们开始怀疑这个变革的力度是不是太大了。因此,统治者认为需要一个平稳的过渡,还是不能完全抛弃分封制。

史书上说,秦末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各地豪杰之所以一呼百应,都是为了恢复各自的国家,做着分封的迷梦。

为了取得天下豪杰的支持,项羽不得不恢复分封,他不但重新分封了被秦所灭的六国,而且还建立了很多新的国家,刘邦的汉国就是其中之一。楚汉争霸的战争打响后,在双方的阵营中分别都有项羽分封的诸侯,刘邦这边,总共有八位诸侯王。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韩信封王:帝国的创始

原来的山东六国(指肴山,今河南洛宁县以东的国家)贵族并不想放弃曾经拥有的纸醉金迷的生活,甘心沦为统一秦国的一介平民。

公元前202年,刘邦、韩信、彭越、英布、刘贾等军约计四十万人与十万楚军在垓下展开决战。汉军以韩信率军居中,将军孔熙为左翼、陈贺为右翼,刘邦率部跟进,将军周勃断后。楚军大败,退入壁垒坚守,被汉军重重包围。楚军屡战不胜,兵疲食尽。韩信命汉军士卒彻夜吹奏楚歌,致使楚军士卒思乡厌战,军心瓦解,这就是著名的“四面楚歌”的典故。韩信乘势进攻,楚军大败,十万军队被全歼,项羽逃至乌江自刭而死。

大汉天下是刘邦与各位诸侯联合攻楚的结果,所以在汉刚刚建国的时候,这八位诸侯都拥有相当多的封地。

打开汉初的版图,大汉江山,一共设立了五十几个郡,五十多郡中三十九郡封给了追随刘邦与项羽争战的八位诸侯王,属于中央政府直辖的只有十几个。诸侯王为了自身的利益无不拥兵自重,其实就是汉王朝的国中之国。

◎韩信拥有反汉的实力

群雄逐鹿,江山谁属?自然是英雄人物最为关心的话题,一位叫做蒯通的谋士就曾为齐王韩信谋划过争夺天下的方略:“以齐王您的智慧与才干,又拥有精锐的雄兵以及齐、燕、赵国的地盘,趁此两雄相争之机占据北方,谁能阻挡您的发展呢?我听说放弃上天给予的机遇,会受到老天的惩罚,时机到了没有把握住,会因为优柔寡断而遭殃。愿您能仔细思考我的建议。”(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疆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熟虑之。)

秦末汉初的诸侯王拥有自己的封国以及军队,诸侯王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如果有诸王的存在,汉帝国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统一。

经历春秋战国四百余年的乱世,形成统一的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秦皇汉祖这些英雄人物的顺时而动当然是国家统一的重要原因,然而,王侯将相也并非是创造历史的全部动力。

有幸的是,两千年后的历史学家,却能以上下几千年的科学眼光,赋予一种新的时代视点。抛开英雄人物,令我们了解到形成统一的其他原因。

◎帝国统一的时代精髓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的统一有其自然地理的原因,一条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大河给统一注入了积极的因素。

在秦统一中国的四百三十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存在着一百多个国家,由于没有统一的治河手段,至使黄河沿岸的国家饱受河水泛滥的摧残。一条夹带5%泥沙的河流已属少见,而黄河的带沙量竟然达到过46%。于是黄河经常淤塞河床,引起溃决泛滥。

史书上记载,齐国的国王曾经召集诸侯们盟誓,誓言中有这样的约定,黄河沿岸的各诸候国应当放弃国界的概念,共同治理黄河。

这次诸侯大会被称为“葵丘之盟”,“葵丘之盟”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就难以动员一切资源,集合全国的人力对黄河进行治理。

于是,在上千年的时间里,统一中国的观点在与黄河的不断斗争中逐渐酝酿起来。

当然,经过春秋战国四百年的乱世,人民普遍欢迎平稳安定的生活。第一个提出中国大一统观点的是儒学亚圣孟子,他提出天下必须“定于一”,他认为当天下只有一个国家的时候,就能摆脱战争迎来和平。这是中国史籍上第一次出现“大一统”的字样。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韩信封王:帝国的创始

◎寻求战机,各个击破,先灭韩信

取代了秦建立汉帝国的刘邦不见得能够体会统一的大势所趋,但是为了保障皇权的集中,消灭割据力量,这位平民出身的皇帝准备发动攻击。

不仅是刘邦,他的皇后吕雉与丞相萧何同样认识到诸候王对中央政府的潜在威胁,消灭诸侯王的行动与建立国家几乎是同时展开的。在八位诸侯王中,他们最担心的是天下第一名将韩信,废除韩信的密谋迅速在三人中取得共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理事?黄朴民

实际上应该说是,我们现在经常用的一个词叫做被反叛。对诸侯王来说,从主观上及各种格局层面来考虑,他们并没有想反叛的理由、想法和具体的实践。但是,除掉异姓王也是实现大一统的必然政治选择。

时世逼人强。刘邦作为一个最高统领者,为了他的刘氏家族,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一定会跟一些诸侯王发生矛盾或冲突。在这种矛盾冲突当中,自然而然双方矛盾会激发,而刘邦有意识使他们走上了反叛的道路。

韩信、英布、彭越,这三个人情况不一样,应该说韩信他没有主动反叛的一种迹象,但是刘邦认为韩信威胁最大,所以第一个对他下了手。彭越力量其次,他也没反叛意思,但是拥兵自重、割据,所以第二个就对付了他。

英布,看了前面两个比他力量更大的已经给消灭了,这是主动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反叛。不管怎么说,是一种秦汉政治演变的一种客观的、最后选择的结果,是大一统的政治目标和异姓王分封的政治现实存在着一种差距,或者说存在着矛盾的一种必然的产物。

汉高祖六年,有人上书,说楚王韩信将要造反,这为皇帝酝酿以久的削藩行动提供了依据。于是刘邦召开军事会议,诸将纷纷要求出兵。唯有谋士陈平不同意:“陛下的士兵比楚王韩信的士兵如何?”(陛下精兵孰与楚?)

刘邦:“比不上。”(不能过。)

陈平:“陛下手下的大将有没有人比韩信更有军事头脑?”(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

刘邦:“差得太远。”(莫及也。)

陈平:“如今兵不如楚军,而将又比不上韩信。我们发兵去攻打他们,是把战争当成儿戏啊。我认为陛下的处境很危险。”(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

刘邦:“你有什么好办法呢?”(为之柰何?)

陈平:“韩信听说陛下喜欢游玩,他一定会推掉事务到郊外去迎接您。拜见的时候陛下擒住他,只需要一个大力士就把事情完成了。”(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

就这样刘邦传檄诸侯,说天子将巡狩,请大家在陈州相聚。韩信也赶到陈州,恭恭敬敬地在路边等候。刘邦令武士把韩信捆绑起来,放在随从皇帝后面的副车上。

韩信顿时明白了自己的命运:“不需要打鸟的时候,就把好弓收藏起来。兔子死光了,就把猎狗煮了吃掉。如今国家统一,我当然该被煮掉吃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汉帝国的行政体制

在《史记》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字样:国除,设郡。当一个王国被中央政府削去后,原王国的国土就被设成郡,由皇帝直接任命政府官员管理。灭除分封,设立郡县,是汉初政治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韩信封王:帝国的创始

最早的县与郡就产生于战国时期的楚、秦两国,在战国纷争的局势中,有远见的国君开始尝试分封之外的治国办法。

郡县制度的设立,主要是在兼并战争中出现的。强国兼并了四邻的小国,每灭掉一个小国,就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县,不再实行分封,由国君派出官吏去进行管理,原来的小国就消失了。

《左传》中记载,第一个设立行政县的国家是楚国。楚武王灭掉权国,将其改建为权县(今湖北当阳县),是为设县的开始。楚武王设权县后不久,权国原国君斗缗反叛,楚武王捕杀了斗缗,然后将权县迁到今湖北荆门市。

从此以后,楚每灭一国,就将该国设县。到春秋后期,楚国大致在国内设立了二十几个县,县制也开始逐渐由楚国推行于中原地区。到了战国时期,战国七雄都相继在国内设县,并逐渐将这一制度确立下来。

县的最高长官为县令,直接由国君任免。县之下又设有乡、里,基本可以与今天的乡镇、村等基层组织单位相对应。县制与封建制度下的封邑有很大的区别,国君直接控制县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特别是对县有征赋的制度,便于国君对该地资源的直接调控。

有一件事足以证明县制在诸侯争霸战争中的重要性。《左传》记载,成公七年,楚攻打宋国,令尹(相当于国相)子重请求楚王将申、吕两个县做为封地赏给自己(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申县县令巫臣说不可以,他认为申、吕二县的赋制(按照土地的优劣等级征收军赋)是抵御北方诸国的有力制度,如果将申、吕二县改为封地,晋国与郑国就会打到江汉平原了(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楚庄王认可了巫臣的意见,没有将申、吕二县封给子重。

郡的设置比县晚一些。《国语?晋语二》记载,秦穆公九年(前651),晋公子夷吾对秦国使者公子絷说:“秦君有的是郡县土地,我再奉上黄河以西的五座城邑(君实有郡县,且入河外列城五)。”这是秦国设郡的最早记载。

而后,晋、赵、吴相继设置了郡。这一时期郡的地位比县低,并且县与郡之间也没有统属关系。到了战国时期,国与国的边界设郡之风日盛,内地的县也逐渐增多,需要建立起更高一级的管理机构,于是就形成了郡、县两级制的地方管理体系。郡守为一郡之长,多由武官充任,有领军征兵之权。至战国末年,各国郡县制度就基本确立?了。

县制的实施自春秋前期开始,就开始迈向了摆脱旧有分封制束缚的道路,至战国后期郡县制度的最终确立,为君主集权制这一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废除分封的皇帝,他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各郡长官实行任期制,直接听命于皇帝。然而,这种与传统完全分裂的变古革新,并不为当时的臣民所理解。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

在秦建立了帝国之后,秦一下子就废除了分封制,设立了一种三公九卿的政治框架。究其原因,是由于管理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这是前所未有的。地方实现了郡县制,郡县长官要对朝廷负责的,这个朝廷的事务比过去大大增加,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健全的、比较大的中央机构进行管理,所以要设立三公九卿。各个部门分掌各自的事务,用一种制度来管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公卿制度周代就有,但是没有三公九卿这么大一个规模,战国时代各国也都有相、有将,也没有看到有三公九卿这样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应该是从秦开始建立的,后来汉朝继承。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韩信封王:帝国的创始

公元前214年,秦建立帝国后的第七年,博士淳于越向秦始皇提出了一项敏感的政治主张,他请求皇帝重新恢复分封制:“臣听说,殷周两朝能够建国千年,是因为实行了分封制度,子孙做为封国的王可以辅佐朝庭。而今陛下统一天下,但是子孙都没有封国,一旦有变故,谁能拯救朝庭呢?不去效仿古代而能长久的国家,从来没有听说过。”(臣闻之,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秦始皇令众大臣对他的看法进行公议,廷尉李斯首先反对:“周文王与武王封了许多兄弟子侄为王,但是几代过后,亲情逐渐淡漠,为了利益相互战争,异姓的诸侯更是互相争伐,周天子也不能禁止。今天全国因为陛下的英明终于统一,天下都划分为郡县,皇子以及功臣不必分封,而是享用国家的俸禄,他们因没有权利而无法反叛,这才是安邦定国的好制度。”(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则安宁之术也。)

秦始皇认同了李斯的观点。分封制显然违背了中央集权的目的,在秦始皇成为中国的无上权威后,何必再次分封掣肘皇权呢?

郡县制是一种新型的国家管理模式,通过帝国的官制改革,逐渐形了三公九卿的官僚制度。丞相为百官之首,负责政府的全部工作,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负责一切军事工作,御史大夫是副丞相,负责监察百官,包括丞相在内。

另设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掌管宫殿警卫;卫尉,掌管宫门警卫;太仆,掌管宫廷御马和国家马政;廷尉,掌管司法审判;典客,掌管外交和民族事务;宗正,掌管皇族、宗室事务;治粟内史,掌管租税钱谷和财政收支;少府,掌管专供皇室需用的山海池泽之税。这种官制设制使政府主要官员互相分权,也利于互相监督。

在先秦文献中有三公九卿之说,但秦统一中国后并没有明确设立这种制度,在西汉初也不见九卿名称。汉武帝以后由于儒家复古思想的影响,人们就以秩为中二千石一类的高官附会成古代九卿。所以这一制度在后世也称为“三公九卿”制。

秦设立了一种全新的垂直管理模式,这种构架非常有利于权力的集中,也能更加有效的对天下郡县进行管理。西汉初期,刘邦完全照搬了秦的政府架构。

◎试探丞相

汉帝国的第一任丞相是刘邦在沛县的老乡,也是他最信任的大臣萧何。这位汉初著名的丞相特别擅长组织与管理方面的工作,对待这位能臣,刘邦的态度很有些高深莫测。

公元前203年,刘邦还在进行着统一战争,萧何坐镇关中,为前线筹措士兵与粮饷。刘邦曾数次派遣使者慰问丞相,承蒙主上如此看重,萧何不由有些得意起来。这时,一个叫做鲍生的谋士却认为危险即将面临:“汉王刘邦正在争战,吃不好睡不暖,但是数次派使者来慰问您,这是怀疑您啊。我为您设想了一个办法,不如将您的兄弟子侄都送到汉王的军营里,汉王一定更加信任您。”(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

萧何如梦方醒,他立刻将家中能从军的男丁几十人悉数送上前线,追随刘邦的身边,表面从军,实际成为放在刘邦身旁的人质。丞相如此忠心,自然搏得了刘邦的宠爱。

即使是最信任的大臣,作为主上都猜忌如此,不难看出这位布衣皇帝构建帝国的基本思路。对外废除分封,对内实行三公九卿的管理制度,皇帝便能君临天下,集天下大权于一身。

◎杀韩信

公元前196年,汉帝国十年,被夺去王位的韩信依然无法安然渡过余生。

这一年,刘邦在外争战,为了防止韩信的叛乱,刘邦的妻子吕后与萧何定下计谋,秘密将韩信诱入长乐宫中杀死。

巨鹿郡郡守陈豨谋反。刘邦亲自率兵前去征讨,韩信称病不随高祖出征。韩信的一位门客得罪了韩信,韩信囚禁了他,那位门客的弟弟就向吕后密告韩信谋反。说韩信打算在夜里假传诏旨,赦放那些在官府中的囚徒和官奴,然后率领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

吕后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她决定一劳永逸地去除这个心头之患。于是她与相国萧何商议,谎称陈豨已被杀死,要诸侯群臣前来进宫朝贺。韩信因为和萧何的友情,入朝进贺,吕后派武士把韩信捆缚起来,在长乐宫中的钟室里斩杀了他,并被诛灭三族。

韩信临死时说:“我当年不听蒯通的计策,今天反而被女子使计抓住,这是天意啊!”(吾不用蒯通计,反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在韩信死后,刘邦捉捕了韩信的谋士蒯通,方才知道十年之前,手握重兵的韩信曾这样回绝了蒯通的建议:“汉王对我情深意重,把他的乘车送给我,把他的衣服送给我,把他的食物送给我,我听说,接收马车及衣物的人要帮人排忧解难,接收食物馈赠的人要为人去死。我怎么能因为向往利益而放弃信义呢?”(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

在楚汉战争的关键时刻,这位汉初第一名将并没有背叛主上刘?邦。

◎帝国的架构才刚刚开始组建

公元前200年前后,汉帝国的历史刚刚得以展开,如何废立分封,代之以一个政府的模式,有效的替皇帝管理帝国,这个贯穿了整个帝制时代的古老命题也才刚刚开始。

在两千多年前那个历史大变迁的时代中,既便英雄如秦皇汉祖,也不得不以求知的态度,在实践中摸索出治国的道路来。

第二部分 第二章 众建诸侯:帝国的集权

◎英布反叛

公元前196年,吕后诛杀了淮阴侯。这年夏天,汉王又诛杀了梁王彭越,并把他剁成了肉酱,把肉酱装好分别赐给诸侯。汉使飞抵淮南国都城寿春(今安徽六安市)的时候,淮南王正在打猎,看到肉酱,大为震惊。

天下已定便要功臣的性命,的确应了韩信谋士蒯通的话,“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至此,刘邦剪除诸侯王的意图已经昭告天下了。

素来行事果断的英布,暗中部署集结军队,侦察邻郡的军事情况,决定抢先起兵。一战击败汉军于富陵,接着渡过淮河,大军向楚地进发。

英布起兵的时候,对他的将领们说:“皇上老了,厌恶打仗了,一定不会亲自带兵前来。他手下的将领,只有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能打仗,如今他们都死了,其余的将领没什么可怕的。”英布向东攻打荆国,荆王刘贾出逃,死在富陵。

楚军分兵三路,想采用相互救援的战术与英布决战。有人劝告楚将说:“英布擅长用兵打仗,我军一向畏惧他。况且兵法上说:‘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和敌人作战,一旦战事危急,士卒就会逃散。’如今兵分三路,他们只要战败我们其中的一路军队,其余的就都跑了,怎么能互相救援呢!”楚将不听劝告。英布打败其中一路军队后,其他两路军队都四散逃跑了。楚国也被英布打败。

在天下诸王当中,刘邦最为忌惮的是汉朝第一名将韩信,其次就是这位骁勇善战的淮南王,这使病中的皇帝不得不亲赴前线督战。

英布的军队继续向西挺进,在蕲县(今安徽宿州市)以西的会甀和刘邦的军队相遇。英布的军队战斗力很强,汉军就在庸城的壁垒中坚守不出。刘邦看见英布军队列阵的方法与项羽一样,感到非常的厌恶。对英布喊话说:“何苦要造反呢?”英布回答:“我想当皇?帝!”

刘邦震怒,随即指挥军队大战。英布战败逃走,渡过淮河,又几次停下来交战,都战败了,于是和一百多人逃到长江以南。从行踪上判定,也许会去帝国最后一个异姓王长沙王吴臣的境内,如果两王联合反叛,帝国又将陷入连绵的战争之中。

公元前196年,帝国的统治面临着巨大的危胁,而此次危机的转折点却并未被史书所记载,直到两千年后的一次考古发现,真相才显露于世间。

◎马王堆汉墓的发现

1971年秋,在长沙市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古墓,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皆因为一号古墓中出土了一具两千年前的女尸,这女尸不但历经千年没有腐化,而且肌肉仍然保持弹性。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考古学家们确认了这位两千一百多岁的贵妇,是长沙国丞相利仓的夫人。这位利仓在淮南王英布反叛之后被中央政府封为轪侯,恰恰说明在英布反叛的过程中,利仓一定存在着一段不平常的往事。

◎英布的覆灭

史书记载,公元前195年10月,长沙王吴臣的使者悄悄拜见了战败的英布,使者转达了主上的意见,希望淮南王引军进入南方的百越之地,整军再战。使者的提议令英布倍感欣慰,因为吴臣的姐姐恰是英布的妻子,在姻亲的联系下,自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令英布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场战争中,吴臣却站在了皇帝的一边。他秘密使人设下伏兵,在兹乡百姓的民宅里杀死了英布。

◎利仓是事件的重要人物

第二部分 第二章 众建诸侯:帝国的集权

通过马王堆汉墓的众多陪葬品,许多历史学家推测,长沙王丞相利仓,在整个事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果断说服长沙王大义灭亲,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立足未稳的帝国。也许,击杀英布的行动根本就是他一手策划的。而在此后不久,利仓即被封为轪侯,得到了帝国最高的奖赏。

两千年前卓越的防腐技术,使我们得以亲眼一睹利仓夫人的面容。她就是那次事件的见证人,或许她还记得当年,自己和丈夫怎样渡过那些令人不安的日日夜夜。

◎为什么还要分封同姓王呢?

汉帝国的第十一个年头在恐惧不安中过去了。这一年,除了远在南方的小国长沙国之外,帝国的异姓王被全部消灭。刘邦,这个出身布衣,手段灵活,甚至有些流氓气的皇帝,在十一年的血腥征伐之后,终于完成了中央集权的梦想。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平民皇帝却选择了一条不同于秦始皇的道路,他将分封与郡县并至,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王,这些人在汉代的历史中被称为同姓王。

今天的人们往往很难理解刘邦的复古分封,这位开国皇帝费尽心机剪除了异姓王,却又将江山转手封给一些并无建树的家人。

◎赵佗的教训

其实,刘邦的复古分封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刘邦亲眼看到统一了六国的秦帝国灭亡,他无时无刻不在反思秦亡的教训。

就在十几年前,还在天下群雄反秦的时代,在今天广东广西一带,有秦帝国的三个郡:南海、桂林和象郡。由于地处偏远,隔着连绵的五岭,却是一派平和景象。

病重将死的南海郡尉任嚣把自己的心腹,县令赵佗叫到身边:“秦国不施仁政,天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项羽与刘邦聚众起兵,争夺天下。番禺有五岭做为天险,南至大海,有数千里的土地,这个地方便于割据偏安,可以建立一个国家。”(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邦等兴军聚众,虎争天下,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

于是赵佗断绝五岭关道,兴兵自守,自立为南越国王。秦帝国的失败似乎给西汉王朝这样一个教训,如果没有流着皇室血脉的同姓王,在皇帝遭遇危难时,那些位高权重的地方官就有可能像任嚣和赵佗一样见死不救。南越号称拥兵五十万,是秦帝国最大的武装力量之一,在国家灭亡之际,却按兵不动实行割据,这个教训对于新统治者来说太过深刻。

刘邦当然不愿意重蹈覆辙,再犯同样的错误。刘姓是同姓,因为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起异姓的王来说要可靠的多。异姓王是不能再分封了,已经分封的都千方百计取缔了,为什么还要重新再走回头路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室主任?杨振红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以后,基本上的体制都是沿袭了秦制,史称“汉承秦制”。我们可以在很多传世的文献以及新出土的简牍材料上看到。最典型的就是张家山汉简。张家山汉简出了吕后二年时期的法律,叫《二年律令》。我们从法律条文来看,和在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的秦律睡虎地秦律有非常多的相似性。所以可以证明史书说“汉承秦制”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刘邦所建立的西汉王朝和秦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他在一开始就实行了分封和郡县并行的体制,叫“郡国并行体制”。为什么刘邦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分封?一方面是不得已而为之,另外一方面,也是刘邦和他的君臣在总结秦亡历史的时候,得出的结论。秦建立了这样一个大的统一帝国,同时非常兴盛,非常强大,但是在十五年之内,它就灭亡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后果呢?他们在总结秦亡的时候,就认为秦没有实行分封,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各地反秦起义起来的时候,中央的王朝在地方上没有支援,没有同姓的分封的族羽支援,所以才会导致它的速亡,这是他们总结秦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样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刘邦就采取了这样一个“郡国并行”体制,就是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分封了很多诸侯王,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过于强调后者的因素或者过于强调前者的因素,单纯地说它是开历史的倒车这是很不客观的一个说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

第二部分 第二章 众建诸侯:帝国的集权

楚汉战争的时候,灭秦之后,项羽大肆实行分封,分封了十八诸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刘邦当时必须联络一些诸侯来和项羽抗衡,他也必须承认而且还要通过分封的手段来笼络一些当时比较有势力的大将,比如韩信。楚汉战争结束以后,刘邦通过联合韩信、彭越、英布这样的诸侯王,通过分封的方式来获得他们的支持,打败项羽。在刚刚建立西汉王朝,而且你这个王朝还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之下,你必须承认他们的地位,才能够使你这个王朝坐得稳,否则的话,就会立刻又陷入新的一场诸侯混战的局?面。

汉王朝刚建立起来的时候,社会经济也遭受了非常大的破坏。对于刘邦来讲,他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来实现统一王朝的统治。从经济实力上来讲也好,从军事上来讲也好,要像秦那样来实现完全的郡县制可能是有一定困难的。

在刘邦时期他并没有认为实行“郡国并行体制”是一个错误的举措,他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稳固他的汉的江山。在当时异姓诸侯王对他的统治出现了威胁、离心力量的时候,他认为只有分封同姓,用同姓来取代异姓,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平定异姓诸侯王,然后再分封同姓诸侯王。

◎分封同姓王

在剪灭英布的战争中,一个叫做刘濞的青年将军因为作战勇敢引起了刘邦的注意,他是刘邦的亲侄子,在刘氏家族成员中能力出众。为了加强帝国的统治,刘邦决定任命这位勇武的侄子为吴王,管理民风彪悍的会稽地区。

在刘濞接受封印的时候,刘邦仔细观察这位桀骜不驯的侄子,突然间感到有些后悔,只是王命已下,不好收回。于是皇帝抚着他的背试探他:“有预言说五十年后汉的东南会有叛乱,难道会是你吗?请你信守天下同姓为一家的誓言,小心不要造反。”(汉後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

到了此时,这位深谙人性的草莽皇帝似乎突然意识到,同姓王也许并不是帝国长治久安的解决之道。

公元前196年,刘邦击败英布军,班师回长安。途经他的故乡沛(今江苏徐州市沛县),设宴招待家乡的父老故交,酒酣时自己击筑而歌,作了一首慷慨激昂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在座的青年一起合唱,刘邦也姗然起舞,因为感怀往事,沧然泪下。(《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刘邦)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他似乎仍在感慨帝国初建的风雨飘零。

◎满城汉墓

公元1968年,因为一次国防工程施工,一座巨大的汉代古墓重现世间。墓主人中山靖王刘胜是刘邦的四世孙,他是西汉帝国初期的诸侯王之一。

消息报到中央,周总理迅即作出批示,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指派考古所与河北文物工作队赶赴现场,一次吸引全国眼球的考古发掘拉开帷幕。

陵山周围分布着许多村落,在山的东南脚下有北陵村和南陵村,再往东南四里许,还有一个守陵村,村民只知祖上是为看坟而迁徙到此,至于为谁守陵,由于年代久远已无人知晓。

第二部分 第二章 众建诸侯:帝国的集权

据《满城县志略》载:故老相传为齐顺王之陵。但是查遍满城历史,从未归属过齐国、齐地、齐朝,“陵山异迹”作为满城八景之一,只是文人墨客放纵遐思,铺陈讲述各类故事的起源之地。

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时代风格判断,该墓属于西汉早期偏晚的时候。就地望而言,陵寝所在地满城县,汉代为北平县地,属于中山国。横穴式崖洞墓中出土的铜器、漆器,许多刻有铭文,如“中山府”、“中山内府”或“中山宦者”,出土封泥印文为“中山御丞”。墓主人身穿“金缕玉衣”的殓服,足见其高贵的身份。至此,考古人员已经确定,这墓的主人是汉代的中山王。

西汉中山国前后共有十个国王,除中山靖王刘胜掌国四十二年外,其余九王在位年数由两年至二十一年不等。出土器物铭文中的纪年,有“卅四年”、“卅六年”、“卅七年”、“卅九年”,由此可以判定1号墓主人是第一代中山王刘胜,而向北120米与之并列的2号墓则是“同茔不同穴”的王后窦绾的永栖之地。

中山国在今河北中部和西部,早在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酿酒行业就非常有名,以“醇酎中山,沈湎千日”而驰名天下。东汉时期郑玄在《周礼?酒正》注释中说:清酒,今中山冬酿接夏而成。指明中山地区的酒酿造时间均在半年以上。由此可见中山国酒味的纯正。

刘胜的墓中,摆满大大小小酒缸,其中16个硕大陶缸,据肩部朱书铭文,盛酒都在千斤以上。酒品有黍上尊酒、甘醪、黍酒、稻酒。在象征刘胜寝殿的床榻边,摆放了一个巨大精美的漆案,案上放置的全是酒壶。蟠龙纹壶、乳丁纹壶、鸟篆纹壶,通体用鎏金、鎏银工艺装饰,有的镶嵌银乳丁、绿色琉璃,绮丽华美、色彩斑斓。

《汉书》称中山王刘胜“为人乐酒好内”,刘胜喝酒堪称一绝,更是酷爱美人。刘胜有妻妾百人,生了120多个儿子,大多叫不上名字。墓中室出土与房中术有关代替男性生殖器的银祖和铜祖3件。银祖长16.5厘米,中空,后端有一近似圆形的套环。铜祖2件,每件两祖相连近似直角,一件径2.3厘米,一件径3.4厘米,附近有椭圆形小石卵两个。

中山王墓车马房里,出土6辆带伞盖的华车和16匹马,共有银、铜、铁金属车器马饰832件。一般是鎏金,有些带错金银纹饰。镶嵌者,以鎏金为地,点嵌绿松石和玛瑙,美仑美奂。车軎间距2.2~2.66米,长安城宽大的门洞,也仅够两辆此类驷马安车并驾齐驱。单马拖曳的高帮猎车,配备弓弩、箭镞,承弓器焊接于车前軨,有的箭镞头部是球形,可以不伤禽兽皮毛。甬道上有11具狗骨架,应是猎狗一类的家犬。刘胜醉心声色犬马,在另一个世界依然不改本色。

从王后墓出土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重48克,这类若有似无光泽华美、柔韧细腻的丝衣,是丝绸之路上的“奇货”,更是公元前后罗马皇帝、埃及女王和贵族们争相炫耀的时尚。

刘胜着金缕玉衣(又称“珠襦玉匣”)全长1.88米,用玉2498片,金丝1100克。其妻的玉衣长1.72米,用玉2160片,金丝700克。金缕玉衣由头罩、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部分组成,是西汉帝王才能享受的最高待遇。

满城汉墓是目前中国出土的最大的崖墓之一,墓穴因为凿空山内的岩石而成形。以两千年前原始的建筑工艺,手工修筑这座容积达到5700立方米的巨大石墓,至少需要一万名工人修筑十年方可完成。

第二部分 第二章 众建诸侯:帝国的集权

汉初的中山国地处偏远,却能完成这样巨大的工程,可见诸侯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同姓王的势力逐渐坐大,正是汉高祖刘邦生前担心的问题。

至汉文帝年间,天下诸王仅有淮南王一人是皇帝的亲弟弟,其余诸王都是文帝的叔伯兄弟。很多王在一生中仅仅见过皇帝数面,彼此形同陌路,毫无亲情可言。在利益面前,既便是同姓王也不愿意把自己原来拥有的权力轻易地交出去,甚至还想强化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和割据性。这个时候,同姓王与异姓王已经开始没有什么差别?了。

于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君臣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中央对诸侯王的管理不再如臂及指。

◎淮南王槌杀辟阳侯

公元前177年,汉文帝三年。首都长安发生了一件耸人听闻的犯罪事件,事件围绕着当今天子的亲弟弟淮南王刘长的身上。淮南王亲自拜会辟阳侯审食其,当辟阳侯出来迎接的时候,淮南王用藏于袖中的大铁椎槌伤了辟阳侯,下令武士刺穿辟阳候的咽喉。

随后,淮南王进入宫中,肉袒着上身,拜倒在阙下,请文帝为自己的杀人事件治罪:“我为了天下百姓杀死了罪臣辟阳侯,也为我母亲报了仇,我伏倒在阙下请陛下给我治罪。”(臣谨为天下诛贼臣辟阳侯,报母之仇,谨伏阙下请罪。)

刘长是文帝唯一一个在世的弟弟,身世也很奇特。汉朝初年,赵王张敖曾将自己的一名小妾赵姬送给刘邦。几年后,赵国丞相贯高设计刺杀刘邦,张敖和赵姬都受牵连入狱。赵姬声称自己已怀有刘邦的儿子,赵姬的兄弟赵兼就请辟阳侯审食其向吕后求情。

吕后嫉妒赵姬的宠信,没有答应,审食其也没有坚持。赵姬在生下刘长之后就自杀了。刘邦很看重自己的骨肉,想到与赵姬的恩爱,又看到失去母亲的孩子,非常伤心,他下令将赵姬送回东垣安葬,又把刘长送给吕后抚养。

吕雉对刘长很好,视若己出。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谋反被诛,刘长就被封为淮南王。吕后死后,陈平、周勃杀死诸吕,群臣要从刘邦唯一在世的两个儿子中选择一个做皇帝,大臣们因为刘长母亲赵家在朝野有一定的势力,恐怕重演吕后的悲剧,所以迎立文帝刘恒登基。

因为审食其没有坚持救刘长的母亲,刘长一直想报仇,但是审食其是吕后信任的大臣,刘长轻易不敢妄为。在文帝登基后,刘长就杀了审食其。

◎如何处置淮南王

淮南王刘长因为私仇,公然杀害大臣,这在汉代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大臣袁盎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建议:“诸侯王如果过于骄纵必然会生祸患,可以因为这件事适当的削去他的封地。”(诸侯大骄必生患,可削地。)

对此事件,袁盎没有从法律层面上寻求解决,但是他第一个提出了诸侯王实力过大的问题,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削减淮南王的封地。

在处理诸侯王的问题上,最有名的一位大臣叫贾谊。贾谊从不怀疑诸侯王的反判性,他为此多次向文帝上疏。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公元前173年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陈政事疏》)。

贾谊认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就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当年汉高祖刘邦分封异姓王,结果是“十年之间,反者九起”,一年也不得安宁。异姓王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又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又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在文帝初即位时,天下还算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的诸侯王年纪尚幼,而中央派去地方的太傅、相国还能掌握实权。但是,若干之后,诸侯王们大都长大,血气方刚,而中央派去的傅、相则年老多病,各诸侯王国的丞、尉以上的官职,都被诸侯王们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要想使国家政治安定,恐怕尧、舜再世也办不到。

第二部分 第二章 众建诸侯:帝国的集权

有人说异姓王叛乱是因为同中央的关系疏远,这也是不对的。贾谊列举济北王刘兴居(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刘长(文帝的弟弟)相继叛乱的事实,说明同姓王虽“亲”,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同姓王虽名为臣,其实都有皇族的血脉,也都有称帝为皇的野心。他们在自己的国里擅自授人爵位,赦免死罪之徒,甚至使用皇帝的宫室和仪仗,在他们的独立王国里另起炉灶。

贾谊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他回顾汉初七个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事实,认为大都是强者反判。异姓王中也有不反的,那就是一个长沙王吴芮。因为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实力最小,同皇帝的关系比较疏远,反而最忠于朝廷。

这并不是因为吴芮的性情与别人不同,而是形势所造成的。这样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是贾谊独到的见解。他甚至假设,如果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等人据数十城而为王,他们也会反叛;相反,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些人作为列侯而居,他们也许是最大的忠臣。正因为给予诸侯王足够大的地盘和实力,所以无论异姓同姓,都有可能反叛。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对策。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随后,文帝采用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在诸侯王死后,将他的封地平均分给他所有的儿子,这样就可以把那些强大的诸侯国越分越小。文帝的做法已经隐含了中央期待削藩的意图,这难免使诸王们有所警惕。

文帝的作法迫使诸侯王更加疯狂的增强自己的实力,也为日后的动乱埋下了种子。在汉帝国初建的几十年时间里,王朝小心翼翼地积攒着自己的力量。因为帝国的形态前所未有,唯一的老师秦帝国又以失败告终,是以从汉高祖到汉文帝,都不得不以实验的态度搭建着国家的框架。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

刘邦称帝以后,一直到他死,大部分时间在对付这些异姓诸侯王,所以把他们消灭以后,刘邦改封同姓王,同时规定非同姓不能封王,实际上要把同姓王的制度维持下来,防止再出现异姓王。

相对于异姓王,同姓王对巩固汉朝的统治会起到一定作用,他们毕竟是皇室成员,所以刘邦不相信异姓王,而比较相信同姓王。

当然他们对汉朝中央都会构成威胁。在刘邦时代,包括吕后时代,同姓王没有明显的反叛行为,是因为刘邦、吕后可以有效地驾驭他们。在刘邦当时的情况下,封同姓王显然要比封异姓王安全得?多。

但在文帝之后,贾谊就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主张。当时要是直接取消分封制,汉文帝时代还做不到。一个是直接取消分封制,撤销这些王国,东方的这些王国会集体反抗,那会引起极大的震动,这是一个原因。再有就是当时东方王国的百姓们,也不愿意直属汉朝,他们愿意属于王国。

汉文帝曾经废掉过淮南王刘长,淮南国废掉以后,淮南国的领地就变成汉朝直属的郡,这样一来原来淮南国的百姓就有了些变化。之前淮南国在的时候,他们只在淮南国内输租服役,地方不太大,距离不太远,成本不太高,后来汉文帝把淮南国废掉以后,这个地方变成汉郡了,老百姓就要到更远的地方去输租服役,比如到长安、到长城一线输租服役,距离大大增加了,成本也就大大提高了。

第二部分 第二章 众建诸侯:帝国的集权

贾谊曾经明确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淮南地区的百姓要到长安服役,亲属都是痛哭流涕来送他们,都不愿意去。至于不让他们就近服役,贾谊也说了,他说如果淮南地区的人不到朝廷来服役,那怎么能体现他是皇帝的臣民呢?让他们来服役,距离很远,负担很重,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淮南地区的百姓都“苦属汉而欲王”。不愿意归属汉朝,宁愿归属一个王国。淮南地区变成汉郡以后,当地很多老百姓就逃亡,逃到其他诸侯国去。就不愿意做汉朝的百姓,因为这样他们的负担会加重,这种情况和当年秦统一以后,东南地区的百姓“苦秦”是很相似的。

诸侯割据对老百姓来说,有时候还有它的好处。但割据状况下最大的不好就是难以避免战争,春秋战国一直是在一个分裂割据的状态下,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不断。这样对社会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对老百姓都是有很大的损害的。所以说统一还是一个大趋势。

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下,分裂就意味着战争。战争就会对社会造成破坏,只有统一才能避免这种大规模的、长时间的战争。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统一是个大趋势,大家总体上是希望社会能统一,这个国家能够统一。

◎分封之患复起

晁错和贾谊生于同年,也力主削藩,与贾谊纯正的儒生形象不同,晁错是西汉初期法家的代表。晁错向景帝再提削藩的建议,这就是引发七国之乱的《削藩策》。晁错指出,汉高祖刘邦所封的同姓王,仅齐、楚、吴三个王的封地就占去了天下的一半。他主张对犯罪有过错的诸侯王,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

吴王刘濞就是刘邦最彪勇好斗的那位侄子,他与文帝的继任者景帝又有一番解不开的心结。吴王刘濞派儿子进京朝见文帝,得以与太子—即后来的景帝—在花园下六博(汉代的棋类),因争道起了争执,盛怒之下,王储就将棋盘掷向吴国太子,不偏不倚,恰中对方头部,当场倒地身亡。吴王刘濞痛失爱子,从此再也不肯进京朝见。

晁错特别提出危险性最大的吴王刘濞,吴王心怀怨恨,推说有病,不来朝见,按法律本应处死。但是文帝不忍治罪,还赐给几杖,恩德极厚。吴王不但不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横放肆,公然开铜山铸钱,煮海水熬盐,招诱亡命之徒,蓄谋反叛作乱。而楚国也是天下最大的诸侯国之一,楚王刘戊一贯跋扈,不服从中央命令,早就成为朝廷头痛的问题。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前元三年。在长安的未央宫中,一场绝密的会议正在召开。皇帝的亲信大臣以御史大夫晁错为首,陈述削藩的利弊得失。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

晁错和贾谊一样,他当时也意识到诸侯王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也建议汉文帝、汉景帝着手解决诸侯王的问题,削弱王国的势力,消除他们对朝廷的威胁。但是晁错和贾谊不同,晁错是主张改革法令,把汉朝法令中一些保护诸侯王特权的条文修改掉,然后根据新的法令来制裁违法的诸侯王,制裁的手段之一就是收夺他的支郡,缩小王国的领地,用这种方式来削弱诸侯王的力量。晁错自己也知道,这种办法一定会激起诸侯王的反抗。

晁错说:“如今削藩也会反,不削藩也会反。迅速削藩,使诸王措手不及,还是小祸;如果不削藩,给他们时间准备,就是心腹大患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皇帝最终同意了晁错的意见。

第二部分 第二章 众建诸侯:帝国的集权

朝廷的心腹之患,是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吴王刘濞是诸侯王中实力最强的一个,他拥有三郡五十三城。吴国境内有着丰富的铜资源,吴王亲自指挥矿产开发,在国内发行铜币,这使吴国很快成为天下实力最强的王国。

楚国也是最大的诸侯国之一,楚王刘戊一贯跋扈,不服从中央命令,早就成为朝廷头痛的问题。

于是,中央决定先削去楚国东海郡,接下来削去吴国会稽、豫章二郡。天下形势,顿时应中央的削藩行动而紧张起来。

◎晁错父死

削藩命令下达后不久,晁错的父亲从老家赶到长安,他仕途光明的儿子并没有察觉老父悲哀的情绪。晁父问他:“皇帝刚刚即位,你作为朝庭重要的执政官员,提出削减诸侯的土地,挑拨攻击刘氏诸王,大家纷纷议论,多数人都对你抱有怨恨,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

晁错回答:“政局原本就是这样。我不这么做,天子不被诸侯尊崇,国家社稷都会不安。”(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晁错的父亲因此喝下毒药而自杀:“刘氏的天下安定了,而我们晁氏一族危险了,我死后你也难自保啊。”(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

◎清君侧

就在晁错父亲自杀的十几日后,吴楚七国之乱爆发了。吴王刘濞不愿接受割地的命运,于是他杀掉汉使,在广陵(今扬州)起兵,与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联合发兵,征发国内14岁以上的男子二十万人,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渡过淮河,向梁国杀来。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

实际上诸侯提出的“清君侧,诛晁错”也只是个口号而已,是个借口。真正的目的就想维持他们原来的地位和权力,不能削弱我们。

不知是命运的巧合还是汉高祖刘邦确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四十二年前,刘邦将吴国分封给侄子刘濞的时候,的确曾为自己的决定深感后悔。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朝野震惊。晁错却认为这形成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他拜访丞史,希望除去与他一贯有仇的大臣袁盎。“这个袁盎收授了吴王很多金钱,专为吴王隐瞒欺骗,总是宣称吴王不会造反,而今吴王真的反了。请治袁盎通敌之罪。”(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

丞史因为没有实际证据而回绝了晁错的提议,这件事却传到了袁盎的耳中。

◎杀晁错

公元前154年正月,吴楚军大破支持中央的梁军于河南永城,进一步进抵商丘。如果梁军失败,中原重镇洛阳会门户大开,整个关东地区即将不保。因为袁盎曾做过吴国的丞相,景帝便将袁盎叫来,向他咨询意见:“有什么计策?”(计安出?)

袁盎却道:“请您将左右退下。”(愿屏左右。)左右都退了出去,唯有晁错在场。

袁盎又说:“我所说的话,除了天子,别人都不能听。”(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于是皇帝命令晁错出去。

见晁错出去了,袁盎才说出真实的思法:“吴楚两王的造反口号是诛杀小人晁错,他们只想得到原有的封地。如今只有杀掉晁错,派使臣赦免吴楚七王的罪行,恢复中央削去的封地,这样可以兵不血刃的退兵。”(吴楚以反为名,西共诛晁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

第二部分 第二章 众建诸侯:帝国的集权

皇帝默然良久。“如果的确如你所说,我不能因为一个人而祸及天下。”(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

袁盎见皇上杀机已动,连忙说:“我也没有什么良策,请陛下再仔细斟酌。”(臣愚计无出此,愿上孰计之。)

不久之后,在晁错上朝时,皇帝命令中尉将晁错杀死在东市的街道之上,死时身上还穿着上朝的礼服。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理事?黄朴民

晁错是汉初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现在经常用一个词叫做智囊,这是从他那里来的,因为他是汉景帝当太子时候的老师,而且他的战略、思维、考虑问题的视野、角度、见识,还有他自己具备的学识,包括措施执行上的坚决性,在汉朝可以说是第一流的,但是后来以悲剧收尾。

晁错对儒家经典非常熟悉,秦朝焚书坑儒后,我们的许多古文,像《尚书》就是通过他恢复保存的。但是他在骨子里是一个儒法并用的?人。

他在政治艺术上更多地借鉴了法家的学术,提出了许多很有前瞻性的建议。一个人为什么成就大,就是他身上儒法、兵道都有,这个人肯定了不起,只有综合、兼容、开放,他的实践和他的办事能力才能全方位增长。

第一,汉景帝的时候,因为从刘邦开始,匈奴都是主动进攻对方,汉朝是消极防御的一方,这个问题一直到景帝的时候还存在。这时候晁错对外要解决汉匈的冲突问题,所以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移民戍边、屯田、加强边境建设,加强军队建设。军队建设里面尤其是骑兵建设,他都提到了。他说,匈奴相当于汉朝一个县的人口,为什么我们不能控制住他,就是我们的步兵不如他们的骑兵,骑兵机动性强,步兵一天能跑几里路,骑兵一天几百里。所以对国防问题他有很高的见地。

第二,他另外还有一篇叫《论贵粟疏》,是经济学上的一篇重要著作。他考虑到要在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及安定普通城镇的老百姓生活之间找到平衡点,强调发展农业,适当地移植商业。在当时整个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下,他的经济学主张,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是很好的建议。

第三,他提出来政治建设,就是制度建设,尤其要解决国内最主要的问题矛盾,当时就是诸侯王。因为汉文帝比较温和,所以诸侯王虽然犯了错,他处理也不是很严重,所以那些诸侯王们,同姓诸侯王觉得你不敢下痛手,我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继续做。事成了,那不用说了;失败了,损失也不是太大。晁错也看到这个问题,所以晁错相对来说比较激进,他就主张削藩,他认为光是像贾谊那种思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是不够的,应该加大力度,与其拖泥带水,不如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所以他也提出了一条很好的思路,你不能说他这个思路就不对,从政治上来讲,它也有它的合理?性。

但他也有天然的局限性,跟他的性格有关。他的心胸比较狭隘,跟袁盎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例证。另外,做事比较偏执,认准理以后不妥协,实际上政治最大的成功就是一直善于妥协,妥协是非常好的一个政治艺术,有时候很需要的。此外,也比较无情,他有一点刻薄寡义,当时晁错权势很大,因为他是汉景帝的老师,景帝特别信任他,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这种做法你会成为所有人的、所有利益集团的矛盾焦点,成为所有人仇恨的对象。晁错最后的下场是很悲惨的。

◎中央集权的成功

朝廷派出大将周亚夫与吴楚军主力决战,周亚夫引兵至山东的巨野县南,他筑起城墙,坚守不战。在长期的攻坚战之下,吴军士气开始低落。周亚夫看准战机,派出一支奇兵秘密出淮泗口,截断了吴军的粮道,这样一来,吴军进退失据,不战而溃。吴王刘濞死于乱军之中,楚王刘戊自杀身亡。

今天,在江苏省徐州市的狮子山,出土了楚王刘戊的坟墓,使今人得以一窥两千年前那场惨烈的权力之争。

出土的兵马俑摆放凌乱,这组士兵朝向奇特,似乎正在聊天。而这组士兵弓箭手与步兵混排,完全不是战争队列。通过专家的研究,兵马俑摆放不合礼制的真像才逐渐清晰起来。原来,两千年前刘戊兵败自杀之后,忠心的下属唯有赶在中央削王的命令传来之前将其匆匆下葬,以王葬之礼完成刘戊最后的心愿。

汉景帝中元五年,凭借战争胜利的威望,皇帝下诏收回了各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使各诸侯王只能食用王国的俸禄,不能过问行政,从此成为有爵位而无实权的贵族。

◎中央集权是帝国兴盛的基础

汉帝国的中央集权之路经过五十年的时间,以中央军的艰苦胜利终告结束,在秦与西汉初期短短几十年的历史中,皇权的统一一波三折。但是,人民对一个政府、一种声音统治华夏大地的愿望却与日俱增。

帝国的兴盛当然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然而,先安定,后发展却是亘古不变的治国命题,西汉政府中央集权的最终确立,为帝国经济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帝国的兴盛也将由此展开。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分地运动:帝国的崛起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汉景帝时期,中国才真正形成了皇帝绝对集权的帝国制国家,也终于实现了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的初衷。此后,君权至高无上,从西汉一朝的历史来看,这的确为其后汉武帝时代帝国的兴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是,从更大尺度的历史范围总结,这也成为其后两千年专制集权国家的肇始。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景帝继文帝之后,继续奉行黄老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这在中国的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

汉法最终不同于秦法。秦王朝大搞严刑酷法,对法的运用比较极端,最终导致二世而亡。从亡秦的废墟中冲杀出来的刘邦对这一深刻教训有着切身的感受,这就决定了汉不可能按照法家的政治思想来治国理政。

刘邦一入关中,就宣布废秦法,只约法三章,是哪三章呢?“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杀人的人一命抵一命,伤人及偷盗的人犯了罪,怎么处罚呢?也没提,大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实,中国的皇帝从来就不会天真地只相信“儒、法、道”其中的某个理论,他们永远只是拿来主义,对号入座,合适给谁用就给谁?用。

公元前124年,帝国的政治制度完全确立。帝国君权无上,以一个效命于君主的政府实行统治。政府以儒学理论治国,继而将此推广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从秦始皇建立中国的第一个帝国,一直到汉武帝将帝国的架构完全建立,其间经历了一百年的时光。

楚汉之争时,匈奴冒顿单于以鸣镝为号令,射杀了老单于,篡夺了王位。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先向东破灭东胡,向西击走昔日的霸主月氏,占据了河西走廊;又进而平定楼兰、乌孙、乌桓,控制了西域;北服丁零、坚昆等部,饮马贝加尔湖;向南则不仅收复了被蒙恬夺取的土地,而且深入战国时秦、燕、赵旧地,成了不折不扣的亚洲第一雄主。

◎单于与吕后

公元前194年,汉惠帝元年。皇太后吕雉在未央宫召开紧急会议。使者手捧着匈奴单于冒顿写给吕后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听说大汉皇帝刘邦刚刚去世,你一个人守寡独居,想来不太快乐,恰好我也是独身一人,不如你就嫁给我吧。

这封轻佻的国书令满朝文武悚然动容,吕后询问群臣应该怎么办,她的妹夫大将樊哙首先表态:“我愿意带着十万精兵,横扫匈奴的国境。”(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

中郎将季布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樊哙这个人应该杀掉。当年高帝刘邦率领四十万大军出击匈奴,反而被匈奴兵围困于平城,今天樊哙怎么可能以十万人马横扫匈奴呢?这是当面说大话。”(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馀万众,困於平城,今哙柰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

作为汉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吕后表现出高超的外交技巧,她在给冒顿单于的回信中写道,我现在容颜老去,头发与牙齿都掉落了,所以我挑选了年轻貌美的姑娘送给你,就让她们代替我侍奉你吧。

这一幕真实地发生于公元前194年,此时,距离汉帝国的建立仅仅只有八个年头。匈奴的国书充满了挑衅的味道,而汉帝国忍气吞声,委屈求和,实在也有说不完的苦衷。

◎汉初的社会

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认为,经过秦末及楚汉战争,汉初人口只剩下战国末期的十之二三,只有大约一千五百万人经过乱世生存了下来。在帝国广大的彊域内,出现了许多没有人烟的真空地带。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分地运动:帝国的崛起

战争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战双方的经济实力,从吕后与大臣们的对话中看,汉政府并非不想战胜匈奴,但是一穷二白的社会现状却又无法保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华祝

根据史书记载,刘邦到曲沃时,这儿的人口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大部分人都死了。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差不多,经济凋敝到什么程度呢?说皇帝找不着四匹一个颜色的马来驾车,有些将相只能坐牛车。不仅如此,人吃人的景象随处可?见。

◎武帝的胜利

在吕后回书匈奴的七十五年之后,汉武帝刘彻命骠骑将军霍去病出代郡两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军决战。这一战,汉军击杀匈奴70,443人,大获全胜。于是霍去病在狼居胥山积土为坛举行了封礼,登高山祭拜了贝加尔湖,引军而还。

此时,汉军从匈奴境内夺取了河套地区,并控制了广大漠南地域,开始由弱势转化为强势。在帝国的东部和南部,汉军攻下朝鲜,设立四郡,又出兵平定了两越、西南夷,尽收版图之中。至此,汉帝国领土范围之广,国力之盛,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通过七十五年的时间,汉帝国由一个满目疮痍的贫穷国家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实力最强的超级帝国。这种变化令历史学家分外着迷,它的转变机制是如何产生的,转变的动力又来源于哪里?呢?

◎二年律令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湖北省江陵砖瓦厂在距荆州城东南1.5公里处的土山上取土,很意外的,工人们发现了几座沉眠于地下的西汉古墓。

就在这片水塘之下,汉初最重要的考古文献之一《二年律令》出土了。这些竹简跨越了两千年的时空,向我们展示了史书中从未记录的另一面。在《二年律令?户律》中,吕后执政下的西汉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授予了帝国的全体臣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室主任杨振红

《二年律令?户律》的规定主要是根据二十等爵爵位的不同,可以占有不同数量的田宅。它规定公卒、士伍、庶人这样一个群体可以占有一顷田、一宅。所谓的一宅就是九小亩,一顷田是一百亩。然后根据个人不同的爵位逐级增加。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

农民从国家那得到土地,要尽相应的义务,比如要交纳田租,要服徭役、服兵役,这都是和土地相关的。

根据律令,汉帝国的公民一生下来就是一级爵位,这位襁褓中的孩子将分到一百亩封田,顺爵位上推,到了级别最高的二十级爵关内侯,就可以分到9500亩封地。得到土地的人同时拥有了土地的产权,想种想卖,悉听尊便。这种豪气干云的分地方式在今天看来根本不可想象,但是在汉初,这并不完全是政府慈悲为怀的表现。

◎吕后其人

史书上对吕后这个人的描述意味深长,这个女强人心思缜密、行事果敢,甚至有些心黑手辣。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出征在外,为了防止淮阴侯韩信的叛乱,吕后与丞相萧何定下计谋,密密将韩信诱入长乐宫杀死。

吕后在刘邦死后成为国家绝对的权威,她说出来的话如同皇帝一样,被臣下们称为“制”。然而,汉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吕后对匈奴无礼的挑衅一再忍让,可见在西汉帝国初期,国力还不足以应对汉匈之间的战争。

◎井田制的转变

但是,《二年律令》却成为历史发展的契机,其中的《户律》正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逐渐开始实行的国家授田制度的延续。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分地运动:帝国的崛起

战国时期,诸侯王实际上就是各自国家的主人,各国的土地在名义上都属于本国的君主。今天,大量的出土文献表明,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之间开始普遍实行以土地国有为基础的国家授田制度。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

授田制是战国时期形成并被普遍实行的。其中关东国家,特别是中原地区这些国家实行的更早一些,秦国稍微晚一些。关东国家实行授田制有一个过程,主要是各国纷纷废除井田制以后,开始实行授田制。有人主张这是土地国有制,既然是由国家授田,土地应该是由国家控制的。中国古人没有后代所有权的概念,如果我们用这个概念来套古代的话,授田制可能更接近土地国有制。但是土地一旦授给了农民,往往不再收回,所以久而久之,事实上会发展成土地的私有化。

◎文景之治

《二年律令?户律》是战国国家授田制度的延续,凭借一个统一的政府在全帝国范围内将土地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方式已经隐隐包含了“耕者有其田”的政治理念。与秦帝国的短暂成为对比的是,西汉帝国的政权相对长寿并且稳定,是以在西汉初期,国家授田制度能够相对平稳的推行到百姓大众的身上。

吕后死后,继位者汉文帝与汉景帝都曾把田税降低为三十税一,除此以外,算赋,也就是人头税,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为40钱。虽然对农民的剥削仍然严重,但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低税收政策。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拥有了土地与低税收政策的刺激下,帝国财富成倍积累,到了几十年后的汉武帝时代,社会的财富已经足够支付汉帝国与匈奴的战争。

这样的解释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随着近年来考古研究的不断进展,一些非常有趣的新观点补充了人们对遥远古代的认识。

在八百年前,天下的土地都是属于周天子的,周天子将国土分封给子孙功臣,这些人成为诸侯,诸侯又将自己的土地进一步分割,分封给下一级领主,这些人被称为大夫。贵族们将自己的土地画成一个“井”形,中间的一块最大,属于自己,边上的土地就租种给领地内的农民。作为回报,农民们必须集体为贵族耕地,先种好中间的一块,然后回家租种自己的小地,九夫为一井,“夫”可能是家庭单位,也可能指个人,所以这种制度又被称为“井田制”。如《孟子?滕文公上》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井田分为三类。位于河流附近、背山向阳的平展土地,叫“公田”。因为公田的面积很大,所以也叫“大田”。把距城市较近的郊区土地,以田为单位分给和统治者同族的普通劳动者耕种。这部分人因为住在“国”(即城市)里,叫“国人”。国人不负担租税,只负担军赋和兵役。他们平时向国家交纳米和牧草作为军费,战时当兵,自己准备武器、粮食和军需。“国人”有当兵和受教育的权利,所以也叫“武夫”或“士”。这部分人是社会里的普通平民。他们表面上不受剥削,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当时社会的掠夺战争是十分频繁的,他们经常被征调去打仗,自己家里的田地无人耕种,因而破产负债。如果打了败仗,就有成为奴隶的危险。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分地运动:帝国的崛起

封建领主把距离城市较远、土质瘠薄的坏田,分给住在野外的庶人。庶人因为住在很远的野外,所以也叫“野人”。庶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给领主耕种井田和服其他杂役的义务。他们每年要先在领主的大田上劳动,然后才准许去耕种自己作为维持最低生活的那一小块土地。

由于缺乏相关的历史资料,今天我们对井田制的认知依然不甚明了。井田制的实施需要有相对严格的人身控制,统治阶级对不同的族群进行整体剥削,除了井田制的田租管理方式外,还有称为“邑”的劳役剥削形式。除了农业方面的耕、种、收、藏、修农具、筑场圃而外,还有修桑、采桑、养蚕、纺织、染色、缝纫,以及打猎、练武、藏冰、修建等等日常活动,而要实现这种包罗万象式的劳役剥削,人身的控制显然是首要的条件。

“田”与“邑”的剥削形式是一种依靠国家机器实行的暴力剥削,不仅被剥削者很难有生产的积极性,而且也注定了这种生产方式成本太高。在暴力剥削的情况下,需要有大量的武装人员从事分配劳动人员工作量与监视工作量的工作,任何环节没有到位,都会出现工作效率低下的局面。

现在,让我们展开一些想像。从吕后二年的某一天开始,政府按照不同的爵位向人民授予土地,这种“耕者有其田”的政治理念,无论如何是一种跨时代的进步。

◎里耶秦简

2002年4月,在湖南省湘西的酉水河边,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小城里耶展开正式挖掘。两个月后,在一座二千年前的古井内,震惊考古界的里耶秦简出土了。里耶秦简记载了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元年的秦代历史,共3万6千余枚,记载汉字30余万个,许多专家认为,里耶秦简对秦代研究意义重大,仅次于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

里耶秦简的出土,不仅找到了秦代考古史上的里程碑式的珍贵材料,还为了解秦代社会历史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它也将改写和极大地填补《史记》、《汉书》中有关秦朝历史的空白,从根本上改变几千年来战国秦汉学术史的面貌。

从秦简内容上看,秦时可以买卖的东西非常多,但是找不到一项关于买卖土地的记载,而实际上,秦朝国有制的土地比例非常大。通过对里耶秦简的研究,专家们产生了一些大胆的推断,这与我们过去对秦帝国的认识完全不同。

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两千年前,以一个赵人或者楚人的眼光看待秦国,秦国也许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首先,秦国就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集体农庄,除了少数土地被贵族占有,其余的土地都属于国?家。

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严厉地推行了一种称为二十等爵军功制的国家制度,将土地的授予与战场上的军功结合起来。

秦国实行着近乎严苛的耕战国策,全体臣民既是农民又是战士,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需要在战功上得到实现。虽然没有明确的相关法令规定土地的私有,但是在国家授田之后,土地的私有买卖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发展起来。

所以,当秦军与六国军队相遇,总是以狼虎之势冲入敌阵,将敌兵的首级挂在腰间。杀敌立功,升级爵位,获得更高的政府津贴,是秦人改变自己生活的唯一方式。史书上记载,为了一个敌军人头的所有权,秦军战士会大打出手甚至刀兵相见。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分地运动:帝国的崛起

秦国的军功爵制的核心就是鼓励战士,战士在战场上杀敌越多,功劳就越大,所得到的待遇就越多。这就像今天我们给熟练的工人评级一样,最优秀的工人评为八级工,有相应的工资和保障制度。秦国在全国范围内鼓励大家从事战士和农民这两个工种,最棒的战士就是二十级战士,而最棒的农民也有相应的物质鼓励。秦国把这个制度定为国策,称为“耕战国策”。

在春秋时代,直到战国早期,秦一直是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国家贫穷,国力嬴弱。直到秦穆公时代秦国才参与中原争霸,其后成为晋国、楚国、齐国之后的二等强国。在与晋、楚、宋等国的交战中,秦国也屡尝败绩,因为文化与地域的原因,秦也很少能与诸侯结盟,一直被中原的国家边缘化。

平心而论,秦国的改革是不人性的,通过国家强权迫使人民从事战争与农耕,人民对自己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这种惨无人道的政策居然在秦国搞成功了,秦国人就像两千年后的德国人一样,“要大炮不要黄油”,勒紧裤腰带,一心一意地搞国家集体主义建设,使秦国很快成为一部完全为战争服务的国家机器,这与秦国的历史与地缘是分不开的。

◎六国私有制的发展

六国也存在着奖励战功的类似政策,但是没有史籍材料明确表明,六国间推行了军事与农耕相结合的耕战国策。

我们也能看到史料中记载了六国土地买卖的记录,可惜这方面的文字非常少见。

《史记》记载,赵国的大将军赵括经常去巡视自家的田宅与土?地。

而在《韩非子》一书中也有土地私有的记载,在韩国叫做中牟的地方,买卖位宅和自家菜园的事情已经非常普遍了。

战国时期,诸国都在努力地适应土地私有化的潮流,民众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可以通过劳动与经营所得。而秦国将土地与军功结合在一起,秦人唯有依靠军功改变自己的生活。

这种制度决定了秦国的战斗力远远高于六国,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秦统一了六国。

◎刘邦入关中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开创了一个帝制的时代,雄才伟略的秦始皇认为,这个绝无仅有的伟大帝国一定会传至万世,足以不朽。

秦始皇北筑长城,南修灵渠,建造秦直道,自以为能将帝国传至万世,同时也把秦国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强加给六国。这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皇帝凭借武力,将个人意志强行附加于当时所见的“世界”当中。

秦始皇生前一定没有想到,仅仅在他死后的第三年,刘邦就带领着他的农民军弟兄进入了咸阳。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曾经无法战胜的秦军一败涂地了呢?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

很多学者认为,秦的灭亡与它实行的严酷刑法密不可分。政府向民众征收的物资数量非常惊人,徭役的负担使得农民们离开了土地,整个社会的生产秩序被打乱。我们知道,农忙的时候劳动力离开田地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秦)征用劳力的数量可以说是数以百万计的。

在里耶秦简中,专家们再次印证了秦以严刑峻法治国的过程,这显然与战国末期逐渐形成的小农式的自由主义经济格格不入。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

秦那么快灭亡了,过去我们用阶级斗争解释,秦的统治太残酷了,老百姓受不了,所以陈胜一起来大家都响应,秦就被推翻了。这些年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秦末农民战争中起来反秦的主要是楚人,然后是北方的齐人、赵人、韩人、魏人、燕人都有响应,但显然是以楚人为主。而关中地区的秦人没有什么搏斗,各地反秦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分地运动:帝国的崛起

为什么楚人对秦的统治那么反感,这里有一个因素就是文化的差异。战国时代东方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化,有着自己的传统,我们的文化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到了战国时代文化还是多元的,很多学者在战国时代划文化圈,王子今也划过、李学勤也划过。形成不同的文化圈,圈里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习俗,甚至有不同的法律。秦统一以后,把秦的法律一下子推广到整个天下,有些地方的人对新的法律会不适应,楚人可能是最不适应的,所以他最反感。一个是埋怨秦的法律太严,一个是刑罚太重,“秦法重”。我们在秦末农民战争里经常看到这样的说法。所以喊出“天下苦秦”的全是楚人,说“天下苦秦”他把这个夸大了,其实最苦秦的是他们楚人。

还有就是在秦统一前,战国时代,东方各地的人民他们要输租服役,输租服役都是在本国之内,这样距离不太远,所以成本不太高。秦统一以后,东方各地的人民就要到更远的地方去输租服役,比如楚国,在东南沿海地区,他们有可能要到长安,甚至到西北的河套、长城一线去输租服役,这样距离大大增加了,所以负担就大大增加了,因为成本大大提高了。

有学者做过一个推算,说从东南沿海运粮食到西北的河套,这个成本是200倍,这比战国时代大大增加了,这是一个东方百姓反感秦统治的原因之一。

中国历史上,吕后第一次对重要生产资料土地进行产权界定,并为此实行了一系列相关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对比秦的国有土地制度下的集体农庄生产,是改天换地的变化。

可以肯定的是,秦朝劳动者的报酬肯定不会高于他们实际的生产值,否则也就无剥削可言了。所以,集体农庄中生产者的积极性当然不会是高涨的,即使能很容易地测定他们的劳动成果,生产者也还是希望“少干为妙”,因为这样他可以占到便宜。如果生产者能够让官吏们相信自己是低能的,因而不抱过高的期望,那当然是最好的结果。所以官吏们必须要找出一个办法,来计算一下生产者们到底能够生产多少,而界定千差万别的生产者的劳动量是需要耗费大量成本的。

秦朝官吏有两种办法监督生产者的劳动产出,一是计件,二是计时。计时监督要求实行跟踪监督,因为一旦监督不到,生产者就会偷懒。计件监督则要直接监督产品的数量、质量以及设备的使用,还要制定劳动定额,而定额本身又非常难以制定,定额过高,又会使劳动者因劳动过度而过早地失去劳动能力。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秦朝的灭亡是一定的,其原因是保护这种制度所花费的成本已超过其净收益。当秦军官吏押解着陈胜、吴广走到大泽乡的时候,整个社会已经无法负担商鞅时代制定的社会制度的高昂成本了,所以秦的统治就如同抽掉了底座的宝塔,哗啦啦一下就覆灭了。

◎司马迁的民本主义思想

公元前125年,距离刘邦首次进入咸阳城八十年后,年轻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正在进行他的史学漫游之旅。他从首都长安出发,足迹遍及中原地区和江淮流域。司马迁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像蚂蚁一样的芸芸众生,熙熙攘攘,躁动不安。作为历史学家,他第一个总结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求利致富是一种本能,不需要学习,与生俱有。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人类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秦国的制度违背了人类求利致富的本能,在统一中国的目标实现后,帝国统治的基础就崩溃了。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分地运动:帝国的崛起

秦的灭亡一定给汉的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公元前186年,汉帝国吕后二年,政府推行了彻底的经济改革,打破了秦国实行的土地国家所有制度,将土地分给了个人,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土地的私有。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诺斯教授认为,制度的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汉初国力的增长

秦的灭亡一定给汉的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公元前186年,汉帝国吕后二年,政府推行了彻底的经济改革,将土地分给了个人,因为没有禁止土地买卖的条例,相当于政府在形式上承认了土地的私有。《二年律令》沿续了战国时期土地制度的改革,彻底改革了西周实行的井田制度,土地私有制度蓬勃发展起来。

对于中国的万千小农,分地和轻徭薄赋真是天底下最激动人心的政策。西汉帝国的经验表明,这个崇尚勤劳与节俭的民族创造财富的能量惊人。分地政策推行了四十年后,王朝的人口较国初增长了一倍,社会财富也日渐积累起来。国家粮仓的存粮年年堆积,只能存放在露天之中。民间风行养马,在无人之地驰游成群,人们争相逞示财富,以至于骑乘母马的人,都不好意思参与乡间的聚会。

◎马王堆

历史学家们将文景之治视为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之一,可惜的是,对盛世浪漫的描述只存在于历史书上,它的恢宏与伟大似乎只在想象当中。直到1971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的发现,情况才得以改变。

通过墓主人辛追的随身墓葬,我们得以一窥文景之治的繁华。墓中出土的汉彩绘帛画“车马仪仗图”中,刻画了几百人出巡的盛大场面。出土的素纱禅衣,重量仅25克,披在身上薄如蝉翼,轻似烟雾,实在是纺织工艺中的极品。最为有趣的是帛画记录了人类最早的体操图,反映了汉初人们良好的精神状态。

在两千年前,长沙国并不属于帝国经济繁荣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穿越时光,置身于帝国繁荣的大城市中,甚至目睹一下首都长安的景象,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公元前141年,16岁的刘彻继景帝后成为西汉帝国的第五位皇帝。此时,中央已经基本解除了诸侯王割据的问题,对帝国控制力的不断加强,给予这位少年天子与强大邻邦一决雌雄的决心。

据现代考古研究,匈奴最近的后裔就是蒙古人,蒙古人男子的DNA中有百分之八来自古匈奴人。匈奴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培养了彪悍的性格,他们追逐牧草于万里漠北,倏忽即来,随风而去,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匈奴不时入侵汉帝国的边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大国的兴衰

公元前129年,年轻的汉武帝继承了帝国数不尽的财富,决定对强大的匈奴发起战争,一血建国以来历经的耻辱。到公元前119年,在长达十一年的艰苦战争之后,汉军共斩杀匈奴二十二万余人,夺取了西北部广大的地域。汉帝国的国势,也于这一年走到巅峰。

今天,我们重新回首西汉帝国,终于可以跳出故纸堆的陈词,转而利用考古研究的伟大发现,与更为先进的经济理论来解释王朝的兴盛,从而发现一个原始自由经济促就的辉煌时代。原来,汉帝国伟大的开始,皆是缘自一场推陈去旧的分地运动。

读段鸣镝《帝国的兴衰》

《帝国的兴衰》:以国家理论观照帝国命运

段鸣镝的《帝国的兴衰》读完之后,令人掩卷沉思。沉思是因:不仅该书没有像一些同类作品一样,为了取悦读者而华而不实,给人以注水之感。恰恰相反,它是一本有相当学术含量的著作。这种学术含量,来源于其史学视野。

此前,《帝国的兴衰》是历时6年打造的一部历史纪录片。它首次运用经济学理论和考古学发现,破解秦汉帝国兴衰之谜,探索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华帝国两千年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律”。这种新的史学视野——主要是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使作者能够推陈出新,见常人所不能见。

这种创建,从为王莽“翻案”开始。在以往史观中,王莽的形象类同曹操,即是一个篡权者,其负面形象深入人心。即,这是一个篡夺皇权的奸臣,因而失败罪有应得。然而,作者却以翔实史料和缜密论证指出:王莽不仅不是奸臣,反而是当时的“大儒”——他建立新朝,虽非“王命所归”,却是“民心所向”。公元3年的秋天,有多份竹简从各地送抵长安,就是请求政府给予新都侯王莽以最高奖赏。在以马为传递工具的汉代,帝国臣民对王莽的拥戴诚如作者所言,不仅是真诚的,简直是狂热的。尔后,竹简请愿很快演变为声势浩大的“逼宫”。据《汉书》载,各地皇族、官吏以及平民百姓,纷纷自发地涌到长安,聚集在宫门前的广场上,表达自己拥戴王莽的愿望,以至于朝廷不得不派人出来向众人承诺即刻将给王莽以最高奖赏。

当然,该书并非只简单地为王莽平反。事实上,作者之所以拿出相当的篇幅还原王莽失败的真相,目的是为了呈现汉帝国失败的真相。换句话说,在作者眼中,王莽的失败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仅是王莽的个人悲剧,也不仅是新朝的悲剧,而且是整个汉帝国的悲剧。

西汉末年呈现危如累卵的局势。它除了气候变化是天灾外,其余的则都是人祸。是政治腐败、豪强蜂起、土地兼并、社会分化的恶果。王莽就是在此情势下被推到历史前台的。换言之,其时社会各阶层之所以拥戴王莽,是出于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希望强有力的圣人皇帝能够彻底改革,化解危机,引领汉帝国及其臣民进入一个新时期。

事实上,王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直面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他将土地收归国有的“王田令”。他想要解决的,是困扰西汉王朝多年的土地兼并严重的痼疾。然而,将土地收归国有而后平均分配,看来是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必然侵犯豪强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对中小地主来说,不准许土地买卖则断绝了他们的发展之路;至于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他们当然期望得到土地,然而,事实对他们而言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因而期望只能转化为失望,最终失望转化为愤怒。由于王莽新朝“土地改革”的良好愿望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严重背离,也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因而依次得罪了所有社会阶层,其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汉武帝时,西汉帝国达到强盛的巅峰时期。然而,社会矛盾也悄然凸显:一方面,随着国家的强大,官僚阶层发展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依托国家权力,很容易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掠夺;另一方面,伴随着土地私有,在短短几十年里,就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贫民却无立锥之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沦为雇农,忍受沉重的剥削,要么干脆沦为流民,四处流亡,甚至铤而走险,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这正是帝国的悖论。

值得深思的是,在其后两千多年里,不论多么伟大的王朝,似乎都难以逃脱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律”。正因为如此,《帝国的兴衰》的发现才更为沉重,其意义也更为重大。

在如是的历史视野中,该书所呈现的“帝国”与一般概念中的“王朝”不同,是一个全新的“帝国”形象。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暗示的,其实,该书是用现代国家理论来观照汉帝国乃至整个封建王朝及其历史命运的。这种观照中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情怀。如果将这种观照放在“中国道路”或“中国梦”的视野中来解读,则其意义更为深远。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是“中国道路”能否成功、“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的重要依据。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帝国的死结——读段鸣镝《帝国的兴衰》

自秦创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以来,中国历史总有一个难以突破的历史循环,这就是小自耕农的破产所导致的帝国崩溃具有周期性。也即本书发问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两千年的中华帝国,为什么再伟大的王朝也未能逃脱最终覆亡的命运?本书以经济学的视觉试图进行解释,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华帝国的悖论:它需要建立官僚体系来治理国家,但是又无法制止官僚作为利益集团疯狂掠夺国家的财富;它放开土地,鼓励竞争,就会引发土地兼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如果将土地收为国有,平均社会财富,又会违背人类竞争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

顺着本书的思路,如果系统回顾封建王朝的历史,倒可以描绘出一幅帝国兴衰的演进路线图:帝国初创,平均分配土地,培养大量自耕农,休养生息,财富积累,人口增加,社会繁荣;帝国中期,统治阶层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官僚体系开始贪污腐化,官商勾结,小农出现破产,随即改革与中兴运动发起,成功则王朝延续,失败则王朝走向覆灭;帝国后期,统治阶层消极无能,官僚体系全面腐化,小农出现大量破产,无地流民大量出现,直至铤而走险,野心家兴风作浪,社会激烈动荡,旧的王朝颠覆,新的王朝出现,汲取经验教训,重新恢复小农经济体系,新一轮王朝统治开始。

在本书的研究基础上,若再进一步,可以发现,帝国最大的死结在于以农为本统治思想下的资本无路可逃和土地资本化。在帝国的兴衰中,显然以国家动力权力强势分配土地而形成的小农经济为统治基础,国家的税收、劳役、兵役,全靠自耕农;这一基础一动摇,必然导致无地流民出现,社会动荡。所以,历代王朝均严厉打击地方豪强、割据势力和士绅庄园,力争将自耕农争夺到帝国手中,成为王朝的直接统治对象。但可惜的是,这样的努力最终并不能持续下去,最主要的原因大致有三条:

其一,统治阶层带头破坏这一国家土地制度,比如,皇上的赏赐,功臣的封赏,皇帝乃至王公贵族的圈占,无不是对小农的剥夺,加之上行下效,地方的官吏与商人勾结,也加剧着对小农经济的摧残与破坏。

其二,难以避免的人口陷阱,到了帝国中期,人口增长数倍,然而土地依然保持原有规模,或经过开垦,有所增加,甚至因为圈占,可分配土地实际更少,国家平均分配土地的制度实际已经无法执行,只能眼看着土地占有的差距越来越大。又由于人多地少,小农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极差,稍有天灾人祸,农民极有可能就失去了土地。

其三,一贯的重农思想,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视商人为异端,历朝历代,不乏破坏商业打击商人之举,但经济规律无法破坏,国家繁荣后的资本无路可逃,既不能在商业上做出更大规模,实现应有社会地位,也无法诞生出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现代工业,资本最终的流向只能回流到土地上——这种安全性以及获利能力良好的商品。于是,资本以其强势,加倍从小农中掠夺土地,将资本的积累演化为土地的积累,这一积累过程也同样是血淋淋的,因为是要靠与地方官吏的勾结和非法手段来实现。最终,拥有大量资本的商人士绅演化为地主,又逐步将无地农民吸纳为附属人口,脱离中央管制,成为集经济实力与社会实力于一体的地方豪强,进一步发展还将拥有对抗中央集权的政治实力。由于无地农民附属于地方豪强,脱离国家税收体系,国家税收只能转嫁于其他自耕农,导致负担加重,直到破产或转而依附地方豪强,形成恶性循环,统治基础加速破坏。

在上述三条原因中,统治阶级的破坏虽然也经常存在,总是有节制的,因为统治阶级一般还不至于愚蠢到摧毁自己的统治基础;至于人多地少的问题,中国向来不患贫不患寡患不均,只要维持低水平的平均化,靠超量劳动力的投入,自耕农维持生存并完成其对国家的义务还是有希望的;要命的是第三条,既然封建社会一直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经济发展脱离不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则流动的社会资本和积聚的商业资本最后像泛滥的黄河水一样,在无法找到出海口的情况下,只能重回土地,以强大的冲击力破坏帝国的统治基础,土地兼并其实必不可免。而地方官僚的腐化也与资本的腐蚀有关,最终同流合污。到了帝国的最后,贫富差距极大,失地农民特别是流民生存异常艰难,终于暴发不可调和的矛盾,王朝革新开始。这便是帝国最为致命的、也是历史条件下无法解开的死结。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日)

书评人:魏延安